7 偷運出來的日記

有些曾經和庫茲涅佐夫關押在一起的牢友告訴我們，他寫有一本獄中日記。在獄中，他們懷疑這本日記是否有重見天日的機會，因為監獄管理當局定期搜查，對收繳的文字材料一律銷毀。偷運東西的唯一機會是在親屬探視時，通常是在一間小木屋裏，可以和妻子或父母待上一整天的時間，在這一天裏很少有人攪擾他們。可是，在囚犯和家屬進入小屋之前，他們都被脫光衣服進行搜身，身體上每一個可以藏匿東西的地方都檢查過。

這些不相信日記可以帶出去的囚徒錯了：庫茲涅佐夫無論如何也要把他的經歷向世人披露，他對自己是否能活着離開這裏並講述這一切沒有把握，就想出一個聰明的辦法把他的日記偷帶出去。他學會了寫顯微鏡下才能看清的小字，這使他能夠在一小塊手紙上密密麻麻地寫幾千字。隨後他把這塊珍貴的手稿捲成小球，外面塗上從集中營的藥房偷拿的蠟。每次在小屋會見之前，他就吞下一些小球，這樣搜身時就不會被發現。會見期間，他就去廁所大便，然後從馬桶里把小球找出來洗乾淨。來看他的人再把小球吞下去，通過搜身檢查，然後回家把小球排泄出來。剝掉蠟皮后，把小紙卷打開，把內容寫下來。用這種方法庫茲涅佐夫從獄中偷運出去10萬多字的日記。

日記的第一卷在西方用俄文、法文和英文出版，題為《獄中日記》，向人們提供了索爾仁尼琴之後的古拉格群島內幕。這裏有些內容讀起來像但丁的《地獄篇》，其他地方讀起來又像《鱷魚》雜誌上的幽默小品。

庫茲涅佐夫的日記偷運到西方去后不久，我們就收到了副本。我們現在已掌握了不少所需要的情況：證人證詞，簽字證詞，有關文件，日記和物證。每個囚犯的最直接親屬已經給予塔爾福德泰勒授權委託以這些囚犯的名義全權處理一應法律事宜。可是還有些半明半暗的疑問。蘇聯政府會允許美國律師代理蘇聯人進行訴訟嗎？這些囚犯希望我們替他們草擬申訴書嗎？那些仍在莫斯科、列寧格勒和基輔的不準離境者對我們的干預又作何感想呢？搞清這些疑問的唯一辦法是到莫斯科去，與蘇聯當局和不準離境者直接談談。這可不是件容易事。去以色列辦理這些法律事務是一回事，要想取得簽證，進入蘇聯去為那些被認定犯有叛國罪的囚犯申訴又是另一回事。從來沒人做過這種事。在猶太人保衛同盟爆炸案審判中我公開為被告辯護，《真理報》和《消息報》都用大量篇幅刊登過這些案子，這使蘇聯當局已經注意到我的名字。你想進入蘇聯的困難程度，一個消息靈通人士告訴我，幾乎和你的委託人想要離開蘇聯一樣。

我們決定分兩批向蘇聯大使館申請簽證。塔爾福德泰勒和喬治弗萊徹教授他是洛杉磯加州大學法學院的教授，精通俄語，是蘇聯法律方面的專家兩人一起申請，在申請書上註明他們因法律事務去蘇聯。泰勒同時給總檢察長魯登科和斯米爾諾夫院長寫了私人信件，告訴他們，他希望不久即去蘇聯訪問。他在信中寫道：自從我們一起在紐倫堡對戰犯進行審判以來，已有多年未見面，若是有機會在莫斯科與你們重逢，重溫我們之間的友情，暢談互相關心的專業問題，我將感激不盡。泰勒將在弗萊徹的幫助下與蘇聯當局進行正式接觸，爭取他們批准我們代理被關押的囚犯，並以他們的名義寫申訴書。

大家認為我應該單獨申請簽證，以免我與猶太同盟的關係牽連泰勒和弗萊徹的申請。我本來打算一人單獨作為旅遊者去，可是我們這些律師們在一起商量以後，認為這太冒險，要是能跟什麼人一起旅行會好一點兒。我決定帶我12歲的兒子埃隆一起去。我們遞交了申請書，理由是對蘇聯的法制感興趣。如果簽證批下來，我的任務是會見不準離境者，了解他們對我們提出干預的看法，再想法收集一些有關囚犯們獄中境況的其他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