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記下來，把一切都記下來……」

使我們感到意外的是，所有4本護照的簽證申請都得到批准。我們分別踏上去莫斯科的旅程，預先約好到時在莫斯科民族飯店的大餐廳見面。

埃隆和我按時到達約定的飯店，坐在餐廳里等待。可是泰勒和弗萊徹蹤影全無。當我等得心煩意焦時，侍者一次又一次地給我杯中斟滿伏特加酒，給埃隆的杯里倒百事可樂。什麼意想不到的事都會發生，我們沒有商量好萬一這種情況不行又怎麼樣，在莫斯科實際上沒有辦法找一個美國人，因為蘇聯國際旅行社只是在旅遊者到莫斯科以後，才具體安排他們去某家飯店住宿。

等了兩個小時后，我終於聽到弗萊徹那與眾不同熱情洋溢的聲音。他們的班機晚點了，但我們終於團聚，互相交換了各自旅館的地址、電話號碼，約好下次見面的時間地點，我們在一起吃了晚飯，聊了一會要辦的事。

第二天是星期六，我早上決定去尋訪莫斯科唯一的那座猶太教堂。有人曾經告訴我，這就是可能碰見一些不準離境者的地方。

這座猶太教堂很不好找，從我下榻的旅館去得走很長一段路，計程車不肯去這地方。可是以前來過的人給我一份地圖，我們終於找到阿希波夫街，看見一座古老的建築，它看起來就像是紐約下東區那座猶太教堂。我們進了教堂，在後排找了座位坐下。唱詩班的領唱正在用希伯來文吟誦；教友們都在用意第緒語低聲交談；而教堂執事講的是俄語。呆了一個鐘頭以後，一個叫尤里的小夥子走過來，用標準的英語小聲說，你為什麼不到外面去和真正的猶太人見面？我問他，這是什麼意思。他說，跟我出來，你就明白了。我們走到街上，看見滿是鬧哄哄的莫斯科小青年。尤里把我們介紹給他的朋友，我們和幾個不準離境者熱烈地談了一上午。

當晚，我在日記中寫下一些對莫斯科猶太教堂的印象：

猶太教堂戲劇性地呈現出兩個不同的層面。教堂內部代表着過去：留着大鬍子的拉比用意第緒語發表著預先審批過的佈道，聽眾是一群心驚膽戰任人擺佈的七八十歲老人，他們的兒女和孫兒是永遠也不會到猶太教堂里來的。用意第緒語交頭接耳的話題是即將到來的節日：死麵餅會充足供應嗎？克格勃會像過去那樣限制參加宗教節日儀式的人數嗎？會有攜親屬捎帶的祈禱書和信件的美國旅遊者來嗎？

猶太教堂外面代表的是未來：那些不甘於二等公民生活的人；那些渴望在蘇聯之外過猶太方式自由生活的人。在教堂門口他們幾十人聚在一起，有時達幾百人，一直待到祈禱結束。他們過去一直在路對面兩隻籃圈之間權充球場的空地上聚會，直到當局把這塊空地圍上籬笆，每到星期六就鎖起來。現在這些小青年站在街當中，有時無意之中阻礙了車輛的穿行，給警察在重要節日，或有外國人混跡其中時驅逐人群提供了借口。

這些站在外面的人拒絕進裏面，認為這是蘇聯官方的櫥窗，目的在於抑制猶太文化，使之慢慢消亡。這些人說着結結巴巴的希伯來語和英語，這種語言反映他們朝思暮想的夢幻而不是眼前的現實。他們最珍視的物品是偷運進蘇聯的《艾勒佛米林》（ElefMillim），一本初級希伯來語讀本，它在蘇聯是禁書，因為它是民族主義的；還有從美國旅遊者那裏要來的過期《時代》周刊。他們脖子上戴着有大衛之星的飾物，上面刻着猶太人永生不死這句口號。在他們心中只有一個念頭離開。

大部分在教堂外面的人也是被這個制度所不容的人。他們都已毅然決然地選擇了自己的前途他們都已提出申請移居國外。只要一個蘇聯猶太人申請移居國外，他就只剩下兩條路可走了命好的話，他或許可以獲准放棄蘇聯國籍，離開這個國家。如果他的申請被否決，或者就是不給肯定答覆，他會遇到一連串的難題，這些難題差不多都會讓他落得個進監獄的結局。

那麼，為什麼這麼多人都選擇移居國外這條羊腸小道呢？回答很簡單：作為一個猶太人在蘇聯是活不下去的。歧視無所不在，有些重點大學的專業完全不招收猶太學生，甚至沒有申請離境的猶太人也不收。猶太人的價值觀念和理想在蘇聯到處受到貶低蔑視。蘇聯當局聲稱並不存在猶太人的問題，這話不錯，除非你是個猶太人。

尤里維克斯勒，那個猶太教堂里接近我們的年輕人正面臨着被判刑的懲處，因為他拒絕應徵入伍。他成了我們的義務導遊。經他介紹認識的人之中有艾達努塔爾。我們在離聖瓦西里教堂華麗的蔥形尖頂不遠的公園長凳上會面，她矮小，豐滿，40多歲。艾達給我的印象是一個溫和的猶太母親，她承擔了完整地收集每個思想犯情況的任務，她對這些人的情況了如指掌：關在哪個勞改營；最後一次家屬探視的日期；他們身體和精神健康狀況；他們需要的治療藥品；他們在獄中所分配的工作；他們可以用來申訴的法律根據，以及許許多多其他獄中生活的細節。她有一個小本子上面記滿了這些情況。

我問她，為什麼要做這件事。當納粹屠殺我們的人時，全世界聽到的只是人數，而不是那些具體的人。你沒辦法為人數尋求幫助，全世界必須了解這些囚徒的所有情況他們長得是什麼模樣，（她一邊說，一邊抽出一份貼著這些囚徒照片的材料，這些照片都已經被揉搓得皺皺巴巴）；他們想什麼；甚至包括他們互相之間說些什麼笑話。她流着眼淚告訴我下面一些監獄里的笑話：

有一個囚犯因為稱赫魯曉夫是個白痴而被判刑。對他的指控不是誹謗，而是泄露了一項國家機密。

一個看守問一個囚犯他被判了幾年徒刑。10年，囚犯回答。你都幹了些什麼值得判你10年？看守問。什麼都沒幹，囚犯答道。看守滿腹狐疑地看着囚犯，說：我不信，什麼都沒幹應該判5年，而不是10年。

就像問所有的不準離境者一樣，我問艾達：把美國律師攪進這些政治犯的案子裏來是否有用處。有用處，肯定有用處，她回答說。

可是這會有什麼反作用嗎？我問：我們的干預會不會傷害囚犯呢？

我們大家隨時都可能成為囚犯，她平靜地說，我們已經花了不少時間討論策略。我們大家在這個問題上意見是一致的：必須宣傳這些事，必須得到外界的關心，這是我們的生命線。然後，她提醒我，偉大的猶太歷史學家西蒙杜布諾夫被納粹拖到隆布拉森林槍決之前最後說了幾句話：沉默是最大的犯罪記下來，把一切都記下來

餘下幾天裏我會見了許多不準離境者社團的成員。我們在地鐵上，在教堂里，在公園裏；在特殊情況下，還在他們的家裏見面。在家裏談話一般都不涉及具體問題，因為大家都知道很可能會有竊聽。不準離境者成員們在許多問題上的看法也不盡相同，比方說離境申請獲准後去以色列以外的國家是否妥當等。但囚犯們需要外界的法律幫助這一點上他們是完全一致的。有些莫斯科的律師也告訴我，蘇聯的司法機構希望得到西方的承認，並不想被人看作是一種自斯大林時代開始的無法無天的野蠻制度。他們還建議道，或許西方的律師把蘇聯的司法制度真當回事，認真嚴肅地向它呈交申請書，蘇聯當局反而會受寵若驚，忙不迭地去細讀這些材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