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政府的秘密備忘錄

這些首次公開的秘密備忘錄揭示了蘇聯政府一直向美國政府施加巨大壓力，要求對猶太同盟加以控制。在紐約的蘇聯民航辦事處玻璃窗被砸后，蘇聯中止了原定第二天召開的四國會談，把責任巧妙地推到美國政府身上。在蘇聯藝術家訪問演出中發生的搗亂事件導致了莫斯科大劇院芭蕾舞團和歌劇院取消了原定的訪美演出計劃（這些文化交流計劃當然都是索爾胡魯克促成的）。備忘錄對蘇聯當局可能以猶太人保衛同盟的破壞活動作為一個借口，來結束或延遲為限制蘇美戰略武器談判進程表示關切。

蘇聯在抗議中指責，沒有美國政府主動積極的共謀和縱容，猶太同盟就不可能如此有組織地不斷對蘇聯人進行威嚇騷擾。蘇聯駐聯合國大使雅各布馬立克在他一封典型的致聯合國大會的信件中羅織了如下文法不通又誇張過分的罪名：專制的美國當局在對付一夥無事生非的猶太復國主義分子時（不可能）如此無能，這些人鼓吹極右沙文主義的種族主義以及法西斯分子的種族優劣論，在美國製造對外國人民的仇視情緒，並公開宣揚以惡化蘇美關係為己任。（可譏可諷的是，根據一份政府特別調查小組的報告，猶太人保衛同盟被列為具有左翼政治傾向的組織，因為埃德加胡佛認為所有反納粹的組織都屬於左翼。）還有一份蘇聯電報對迄今這些罪犯沒有一人受到懲罰提出抗議，並表示願意向美國當局提供這些干蠢事的人的住址，如果司法部找不到他們的話。

美國國務院在一份絕密備忘錄中要求司法部確保對猶太同盟活動分子的起訴，認為這將極大地提高美國在外交政策具體問題上對付蘇聯的能力。

當蘇聯法院判決兩個猶太人死刑，因為他們企圖奪取一架蘇聯飛機並飛到瑞典去，這時猶太人保衛同盟立即發出威脅，如果死刑判決執行的話，他們就殺死四個蘇聯外交官。國務院內部電報透露了美國外交人員的擔心，他們認為猶太同盟確實會說到做到。在原定執行日期前夜，國務院要求外交人員保持最高戒備狀態，可是判決終於改為無期徒刑。（我那時一點兒也沒有想到，我很快就成了這些持不同政見者的律師之一，並且去蘇聯為他們的釋放而努力。）

鑒於猶太同盟具有破壞美蘇關係的潛在力量，聯邦調查局局長埃德加胡佛給司法部長米切爾寫了一份備忘錄，要求批准其在同盟成員的電話上安放竊聽裝置。胡佛把同盟形容為美國當今最好戰的親猶太人組織，宣稱白宮已表示關切。由於同盟支持猶太種族的活動可以造成美國在國際上的尷尬局面，為避免這種情況，胡佛要求米切爾批准該局安裝竊聽設備，以便提前獲取猶太同盟活動的蛛絲馬跡。這一要求得到批准，隨即安放了竊聽器。

我們研究了這些秘密備忘錄后，要求法院作出裁決，宣判對猶太同盟安放竊聽器是非法的，因為它並未經法院預先批准。我們爭辯說，不管猶太同盟有什麼樣的觀點，它只是一個美國國內組織。儘管用胡佛的話來說，它的目的是為猶太種族的利益效勞，同盟卻沒有得到任何國際上的支持，甚至連同盟有時宣稱代表其利益的以色列政府也不贊成它，譴責它的暴力活動。

政府公訴人爭辯道，同盟是一個國際組織，最高法院關於國內組織的裁決對它不適用。首席公訴人亨利普澤爾站起來就此洋洋洒洒一番，可鮑曼法官卻打斷他：

法官：你是說有人想對竊聽猶太人保衛同盟活動情況與美國的國際關係利害攸關提出異議？

普澤爾先生：否則我臉上就不會這麼嚴肅了。如果法庭裁決這不是一種國際間的偵訊情況，而是一樁國內偵訊情況，那麼

法官：我就是這樣裁決的。

我到現在還不理解為什麼政府不繼續努力在國際關係這個論據上據理以爭，也不明白為什麼鮑曼法官如此積極地了結這個問題。從國務院文件的內容中可以得出結論，即竊聽與美國的國際關係有關，即使猶太同盟只是一個國內組織的話也是如此。這是一個好機會，使政府可以尋找一個對外情報工作例外情況更廣泛的解釋，來避開安裝竊聽裝置必須經法院批准的規定。可是鮑曼法官排除了這個問題，案子在不管什麼性質的電話竊聽都是違憲的這一雙方都沒有異議的基礎上繼續進行訴訟。

考慮到這個裁決，我們要求政府提供這些記錄竊聽內容的錄音帶，以便我們收聽它們的內容，來考慮從西格爾處得到的口供是否被這些非法竊聽玷污了，如果已玷污，就成了有毒的樹結的果子。

這些有關玷污和果子的概念是傳統的法律用語，來隱喻有疑義的證據與最初政府的非法行為之間的因果聯繫。比方說，如果政府非法搜查了一所房子，發現了毒品，這些毒品就是玷污的，成為非法搜查之樹結出的毒果。然而，如果在搜查過程中警察發現一本地址本，上面有一個證人的名字，通過這個人後來找到毒品，那麼這些毒品是否應被看作是被最初非法搜查玷污的，或非法搜查的結果就不那麼明確了。法院可能會裁決最初的玷污已因後來有了活生生的人證而減弱，毒品也就不成其為政府非法行為的果實了21。

如果我們能證明，政府想在法庭上訊問西格爾的問題，是直接根據非法竊聽得到的情報得出的，我們或許可以勸說鮑曼法官認為這些問題確實是有毒的樹上結出的玷污果子。這樣我們就可能得到想爭取的裁決西格爾不需要在胡魯克案中出庭作證反對他的朋友。

我們等待着司法部把錄音帶送來，然後就可以逐字逐句地聽一遍，找尋與西格爾口供有關係，通過非法竊聽得到的情報。

可是我們到頭來也未能聽這些錄音帶。普澤爾宣佈，竊聽錄音帶在聯邦調查局對其內容作簡單記錄之後早已定期地、無意地擦掉，以便接着使用。帕澤爾告訴我們，這樣的記錄，是逐日由竊聽電話的特工人員作的簡明摘要。我們要來了這些記錄，讀完之後發現它們沒有什麼用處，只有聯邦調查局竊聽特工認為有用談話內容的最扼要記錄。

可就是這些簡明摘要也暴露出竊聽行為的不端。從西格爾電話交談中竊聽到的內容包羅萬象，從狗食、汽車、炸彈、步槍到他家庭里的每一個成員，他的所有熟人朋友，不一而足。對我來說，甚至連讀這種簡明摘要都感到難堪，因為我本人認識許多其中講話的人或聽電話的人，這些人都被錄下音來。

仔細研究了這些記錄之後，我們發現，聯邦調查局早於1971年2月，蘇聯外貿使團爆炸事件兩個月之前，搜查沃爾沃轎車4個月之前就通過竊聽手段了解到西格爾是猶太人保衛同盟的積極分子。到3月份，他們已探聽出西格爾參與了同盟購買槍支的活動。到5月份在蘇聯使團爆炸事件之後幾個星期，西格爾被電器小屋商店經理指認之前，竊聽使他們了解到西格爾十分擔心當局可能正在追查他與蘇聯使團爆炸案的聯繫。

21法院很喜歡用類似玷污或果實這樣模稜兩可的辭彙，因為這些辭彙可以隨情況的不同而增減其適用範圍，法官在斟酌它們具體適用範圍時就更有迴旋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