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赫爾辛基監督協會

在劫機案審判后的幾年裏，一個新的猶太領導核心開始出現。它和著名物理學家安德烈薩哈羅夫領導的民主運動有更緊密的聯繫，它仍然保持着猶太人的特徵，把注意力放在移居國外上。

美國和蘇聯1975年簽定赫爾辛基協議后，蘇聯的持不同政見者、宗教領袖、民族主義者和不準離境者成立了一個非正式的監督小組，監督協定中有關人權的條款在蘇聯執行情況。這個小組後來被人稱作赫爾辛基監督者或赫爾辛基守望者，它在1976年5月12日在莫斯科召開了第一次會議。很快又在烏克蘭、立陶宛、喬治亞及亞美尼亞成立了分支。此後兩年中，有58名蘇聯公民冒着被捕入獄的危險公開加入這些監督小組。小組定期地發表蘇聯國內人權狀況的報告。在1976年和1978年之間，他們發出近300個報告，其中搜集了大量的文件並且有詳盡的描述。

赫爾辛基監督協會成員中有一個叫阿納托利夏蘭斯基的人，他曾經是莫斯科赫爾辛基監督團猶太人不準離境者的代表。

夏蘭斯基是個29歲的國際象棋專家，他曾經用心研究過把電子計算機技術應用到俄國這種傳統比賽中去。年輕的阿納托利出生貧苦，他學習刻苦鑽勁極強，由於成績卓著，獲得過金質獎章，他在科學或象棋上前途都不可估量。17歲時，他最好的一個朋友發現他是猶太人，就揍了他一頓，大聲對他叫罵猶大，猶大。這件事對阿納托利發生了根本性的影響，激發起他對猶太復國主義的興趣和對以色列的關心。他給自己起了個猶太名字納坦，並且經常在阿希波夫街的猶太教堂閑晃。在那裏他與一個身段很高，俊逸姣美的女人邂逅，她叫娜塔麗亞斯泰格利茨，也想移民去以色列（她的猶太名字叫阿維塔）。1973年夏蘭斯基申請移居以色列，但遭到蘇聯當局的拒絕。

夏蘭斯基決定，與其參加日漸增長的不準出境者的隊伍，當一個直言不諱的批評者，不如在蘇聯這個制度下暫棲身伺機以求一逞。他反覆託人終於得到和負責審批出境護照部門的魏林將軍談話的機會。魏林答應，如果阿納托利不吵不鬧兩個月，他就可以得到簽證，他以一個共產黨將軍的榮譽作保證。阿納托利保持沉默，不參加遊行示威和抗議活動。可是這位將軍後來通知他，他移居國外的申請最終被否定了。這以後阿納托利決定不再保持沉默。

我1974年春天去莫斯科時，夏蘭斯基的名字在西方尚不知名。我也沒有聽說過他。可能在我會見的人們中有他，要麼是在猶太教堂門口，要麼在某個不準離境者家裏，可是我不記得曾經單獨與他交談過。

1974年6月，阿維塔被批准出境移居以色列，可阿納托利沒有。阿維塔的出境簽證到7月5日就要過期了，延長期限是不可能的。阿維塔和阿納托利決定在她離境前結婚，可是當局拒絕批准一個不準離境者和一個即將移民出國的婦女結婚。7月4日這對男女舉行了猶太式的婚禮，由一位拉比主持，有猶太教士們祈禱，還按照傳統風俗摔了玻璃杯。這對情人互相注視着低聲說道：明年在耶路撒冷相見。在第二天黎明前，阿維塔離開了蘇聯。

孤寂的阿納托利很快就成了蘇聯人權運動的核心人物。他具有好幾個不可缺少的優越條件：他有絕佳的英文聽寫能力；他有和美國記者廣泛接觸的本事；他有為人權事業獻身的永不枯竭的精力；他有能力把看起來難於同舟共濟的形形色色人權運動派別撮合起來，他還有一種令人神往的幽默感。

安德烈薩哈羅夫每次都要夏蘭斯基在他召開記者招待會時做同聲傳譯。來訪的美國要人要求會見人權運動組織時常常指名要他負責安排。美國記者，如《洛杉磯時報》的羅伯特托恩公開稱他為有關人權活動積極分子的消息來源。

這樣，夏蘭斯基經常被拘留，被抓起來盤問，特別是外國要人準備來訪問，或即將召開記者招待會的時候。在一次拘留時兩個抓他的克格勃人員要跟他下象棋。阿納托利答應，只要輸的人肯在地上爬，他就肯和他們下。幾分鐘后，阿納托利就看到了極難得的兩個克格勃官員跪在地上的景象。

當赫爾辛基監督協會在1976年成立時，該組織的精神支柱尤里奧洛夫和安德烈薩哈羅夫建議由阿納托利夏蘭斯基代表猶太人移民運動。夏蘭斯基全心全意地參加監督協會工作，特別是撰寫報告的工作。他當然意識到，他時刻受到克格勃的監視。他知道他的電話被人竊聽，他的牆上裝有竊聽器，他的行動被跟蹤。他有可能不知道的是，有段時間和他同住一室的沙尼亞利波夫斯基是個克格勃的眼線和坐探。

1977年1月22日，蘇聯中央電視台向全國播放了為時1個鐘頭的專題節目。這個題為《出賣靈魂的人》的紀錄片把猶太不準離境者包括夏蘭斯基在內，描繪成蘇聯境內的猶太復國主義走卒。該節目採取一種在蘇聯前所未有的方式，在電視屏幕上放映出一些外國走卒的名字和地址，並把他們的照片清楚地放出來。

夏蘭斯基勃然大怒。這是在用錄像手段煽動排猶運動，他對朋友說。然後，夏蘭斯基做了一件蘇聯公民根本想不到也做不出的事情：他向法院起訴，控告電視台，要求它正式否認那些損害我的尊嚴和人格的污衊性內容，並要求這種否認必須用相同的傳播方式發表。

克格勃打算搞掉夏蘭斯基。為此，夏蘭斯基的朋友沙尼亞利波夫斯基被召到克格勃總部，命令他寫一封公開信，指控夏蘭斯基曾企圖招募他為美國中央情報局工作。

蘇聯新聞界對利波夫斯基的公開信大肆渲染。在1977年3月13日，該信發表一星期後，夏蘭斯基擬了一份公開信，他寫道：現在的情況是，我好像是一個人質被一夥無法無天不管是從國內法還是從國際法上講的恐怖分子抓進手心任意擺佈，隨時都可以採取極端行動。

他還給在以色列的阿維塔寫了一封私人信件：

娜杜麗亞，我親愛的，我的歡樂：

想想發生的一切，我只對一件事引以為憾。真令人懊悔呵，我簡直想哭我後悔我們還沒有孩子

我現在住在斯利帕克家裏，盯梢的人就住在隔壁

這一切對爸爸衝擊很大。他夜夜不能寐，心力交瘁，他血壓劇烈增高，我覺得他已無力支撐到這一切完結之時了。

我會在給你打完電話后坐下來好好寫一封長信，我會把它寄出去，這樣你就可以收到

可是他沒能打電話，也沒有寄信。兩天後，1977年3月15日，阿納托利被綁進一輛克格勃的囚車裏，投入陰森恐怖的列伏托沃監獄。他被捕的消息在西方各國成了頭版頭條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