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招募新人：組建「PayPal黑幫」
「悠讀文學」經典版趕快加入PayPal？！
我的創業機會是突然間到來的。
「你這星期五就過來吧。」
「什……什麼？」我有點結巴，「你說的是真的？」
彼得·蒂爾笑着點了點頭。顯然，我的反應逗樂了他。
「不，不行，今天都星期天了。」我一邊搖頭一邊回答，「只有四天——我不可能這麼快就辭去安達信的工作！我們正做一個項目呢。」
可是康菲尼迪公司（Confinity）的首席執行官並不認為我的說辭有說服力。
「我們希望在本周末結束下一輪融資，購股權的行使價馬上就會上漲。所以，讓我看一下……」他停頓了一下，在電腦上噼里啪啦地進行了一連串計算，「根據你的股票期權，如果你再等兩個星期，就會付出8000美元的代價。」
當我們繼續在海灣附近散步時，我冷得有點發抖，金門大橋下的一陣陣風吹拂過我的薄外套。三藩市的天一年四季都灰灰的，還時常刮大風，這個12月的下午也不例外。當我試圖跟上彼得快車般的想法，寒冷讓我分心了——其實，即使在狀態好的情況下，我也很難跟得上他。
「8000美元？」我真不知道他是如何計算出來的。實際上，我對股票期權的原理一無所知，對初創公司的問題也知之甚少。我唯一能確定的是，原始股票期權能讓人富有，非常富有。
北加州在新千年之前是dot-com經濟的地理中心。包括我斯坦福大學同學在內的許多20多歲的年輕人成群結隊地逃離了舊經濟的工作，投入互聯網公司的懷抱。他們離開了呆板的、精英主導的大公司，來到了那些讓他們也能做重要決策的、能帶着狗上班的小公司。
8000美元對這些人來說不算什麼，但是對我很重要。我工作於最古老的舊經濟公司——守舊的安達信。當時，這家公司仍然被視為世界上最值得信賴和尊敬的專業服務公司之一。事務所的合伙人說，像我這個年齡的人能有機會在這樣的機構工作，簡直是至高無上的榮幸，可是作為回報，他們只支付給我們非常可憐的薪水。
彼得·蒂爾向我保證，康菲尼迪不會是另一家安達信。他甚至還不知道我適合哪個職位，就跟我打包票會給我股票期權，同時增加薪水。因為康菲尼迪剛剛推出了自己的軟件產品，需要儘快招賢納士。這款軟件可以讓人們分攤費用，比如晚餐的賬單和水電費。主意是不錯，只是名字有點蠢——PayPal。
「沒錯，額外的8000美元。」彼得·蒂爾說道，他的話把我帶回了現實，「對了，你隨時可以問問安達信，看他們是否願意付給你8000美元，讓你在公司再多待兩個星期。」他笑呵呵地補充道。
他就要說服我了，他知道這一點。
我與彼得·蒂爾
5年前，我在斯坦福大學遇到了彼得·蒂爾，那是我PayPal之旅的開端。
在入學后第一個星期的一次活動中，我加入了一個名為「斯坦福評論」（StanfordReview）的獨立學生報紙，這份報紙是在1987年由彼得創立的，該報熱烈地捍衛古典教育的價值，多年來被大量媒體報道。彼得·蒂爾主修的專業是哲學，在報紙初創的艱難日子裏，他負責編輯和籌款等多項工作，並將它發展成每季度能吸收數十個學生會員的校園機構。
1992年，彼得·蒂爾從斯坦福大學法學院畢業，離開加利福尼亞州前往紐約。他先在華爾街的蘇利文–克倫威爾律師事務所工作了一年，然後到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銀行負責金融衍生工具交易工作。此後，他與《斯坦福評論》的另一位前編輯戴維·薩克斯（DavidSacks）合作撰寫了批評斯坦福課程變化的《多樣性神話》（DiversityMyth）一書。
我加入《斯坦福評論》后不久，一位學長介紹我認識了彼得·蒂爾，他那時正為自己的那本書做最後的潤色，需要人幫忙在校園裏「跑腿」，因此，我協助他工作了好幾個星期。在我之後的校園生活中，我們偶爾有聯繫。
1998年，我大學畢業，獲得了經濟學學位和一大筆學生貸款。我開始接觸金融界，接受了三藩市附近安達信會計師事務所的一份諮詢師工作。我認為，這份工作可以讓我獲得與各種行業多個客戶聯繫的第一手經驗，能讓我為去商學院深造做好準備，同時也讓我可以緩慢並紮實地沿着企業內部的階梯往上爬。在此過程中，我還清了貸款，贏得了個人聲譽，並且獲得了金融界同儕的尊重。我根本不知道遇上彼得·蒂爾最終會打亂這些計劃，並且被我從未想過的方式改變我的生活。
康菲尼迪
我從斯坦福大學畢業不久，彼得·蒂爾重返校園，做了一場主題為「市場全球化和政治自由之間的聯繫」的演講。這是他關注的一個焦點問題。基於一個自由主義者對集權政府的警惕，彼得的哲學基礎受到了如索爾仁尼琴著作中的極權主義壓迫的影響。當時彼得剛剛搬回三藩市灣創立他自己的對沖基金，這個講座使他有機會討論一個他非常熟悉的問題。彼得·蒂爾的演講非常生動，24歲的程序員馬克斯·列夫琴覺得大受啟發，他在演講結束後主動找到彼得交流。
馬克斯·列夫琴有充足的理由對彼得·蒂爾的演講感興趣。他是一個猶太人，在蘇聯長大，由於宗教問題，他和家人在教育、住房和就業機會方面受到很多限制。1991年全家人從基輔移民到芝加哥，他的父母充分利用最新獲得的自由權利給馬克斯買了一台二手電筒腦。馬克斯·列夫琴從伊利諾伊大學厄巴納–香檳分校畢業后創立了一家名為NetMeridian的公司，主要研發自動化的營銷工具。後來，他把NetMeridian賣給了微軟，來到矽谷尋找他的下一個創業機會。
彼得·蒂爾和馬克斯·列夫琴一拍即合。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里，他們多次約定午餐並展開討論，兩人決定創立一家公司，重點做網絡安全方面的研發，允許用戶在PalmPilot（掌上電腦）和其他PDA（個人數字助理）設備上存儲加密信息。他們將產品的名稱確定為FieldLink，意為「場連接」，因為Palm設備可以使用紅外埠相互連接並傳遞信息。彼得最初同意，用自己基金的種子資金進行風險投資，馬克斯·列夫琴還竭力說服他擔任了該公司的全職執行總裁。
雖然數字化Palm設備的信息安全問題吸引了有私隱保護需求的公司創始人，但是它在商業上的應用非常有限。誰需要加密自己PDA設備上的信息？為什麼加密？這種技術怎樣才能為公司帶來收益？隨着兩人不斷完善企業的商業模式，其存在的理由也開始改變了。彼得·蒂爾在金融領域的背景促使他將支付作為重點的潛在市場。這麼一來，他們開發的技術似乎就有適用性了。
支付是一種普遍需求，但是市場尚未提供相應的技術解決各種形式的支付需求。在過去的幾十年裏，信用卡和ATM網絡已經大大擴展了消費者的支付方式，但是這些嚴重依賴基礎架構的「重」系統也有非常大的缺點。只有商家可以獲得許可使用必要的設備接受信用卡，而且ATM也不可能隨時隨地都有。正因有如此多的限制，信用卡和ATM都無法滿足單個消費者對另一個人進行支付的需求。如果消費者手頭沒有足夠的現金，他的唯一選擇就是寫支票，這是一種麻煩的支付方式，需要收款方親自去銀行。至於支票結清，收款方雖然能夠使用這筆錢，但還需要等待幾天時間。彼得·蒂爾和馬克斯·列夫琴推測，應該有一種技術可以代替現金，實現個人對個人的支付。
他們認為，可以將FieldLink定位為支付的解決方案。Palm掌上電腦是一種隨身裝置，這將是數字錢包的一個理想平台。這樣的發明帶來的便利，可以讓FieldLink的產品成為殺手級應用——如果它背後的軟件可以通過紅外埠將信息從一個用戶發送給另一個用戶。但是，FieldLink當初的重點，即私隱保護和安全性與便捷性同樣重要。不解決這兩個問題，數字錢包就不可能成功。此時，馬克斯·列夫琴最初的加密設計就能發揮作用了。數字設備上的加密數據無法被盜用，從理論上講，攜帶電子錢包比攜帶現金更安全。
現在，唯一的問題是FieldLink這個名稱，對支付公司來說，這個名字並非完全名不副實，但是它確實無法包含電子支付這個新戰略。彼得·蒂爾和馬克斯·列夫琴想了一個新名字——康菲尼迪（Confinity），這是把confidence（信心）和infinity（無窮）兩個詞合在一起造出來的。
這樣一來，公司由彼得·蒂爾掌舵，重心集中在支付業務上，康菲尼迪開始招賢納士。馬克斯·列夫琴從伊利諾伊大學聘請了三位工程師，而彼得·蒂爾則挖來了肯尼·豪厄里（KennyHowery）。肯尼·豪厄里曾經是《斯坦福評論》的撰稿人，也是我的同班同學，曾經在彼得·蒂爾的對沖基金工作。馬蒂·赫爾曼（MartyHellman，公鑰加密的發明者）加入了公司的顧問委員會，惠爾豐（VeriFone）公司的創始人比爾·梅爾頓（BillMelton）也為公司提供支持。
當然，對一家沒有收入，更沒有什麼實用產品的創業公司來說，除了人才外，吸引投資也至關重要，大多數的矽谷創業者是通過在一輪風險融資中出售私人股權獲得投資的。
彼得·蒂爾和馬克斯·列夫琴第一次見面一年後，即1999年7月，舉辦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新聞發佈會。在發佈會上，諾基亞風險投資公司和德意志銀行的代表，當着圍觀媒體記者的面使用了PalmPilot，將300萬美元的風險投資無線發送給彼得·蒂爾。當時這成了一個公關熱點事件。《連線》雜誌（Wired）報道了該公司的產品演示，《國際先驅論壇報》則引述了一位分析師的話，預測將有數以百萬計的Palm用戶選擇該服務。1
康菲尼迪在銀行有了大筆現金，員工人數迅速增加，並且在離斯坦福大學不遠的街上開設了一個新辦事處，公司開始全力開發軟件。不久，我也加入了。
在安達信的沉悶日子
白霧籠罩着安達信35層高的辦公樓，在三藩市，持續到10月的秋高氣爽總是姍姍來遲。這是一年之中最令人愉快的時光，但是太短了。10月之後，人們就要拿出夾克衫，霧天也會回來，就像這個沉悶的11月的下午一樣。
幾個月以來，我一直忙着應對一場激烈的訴訟，這個案子卻戛然而止，因為客戶再也接受不了安達信不斷增加的收費了。從現在來看，這只是安達信想擴大其利潤豐厚的諮詢業務，結果卻事與願違的又一個實例罷了。3年後，由於對諮詢費用的痴迷，安達信最終因為審計醜聞而倒台。2
當時，我只是注意到安達信對待年輕員工的方式打碎了他們心中的幻想。公司的管理人員坐在玻璃牆圍起來的辦公室里對員工發號施令，讓他們從一個項目轉到另一個項目，基本上不會給員工描繪公司的宏偉藍圖，更不用說規劃他們自己的職業路徑了。手頭的項目結束后，他們的名字會被添加到未分配任務的顧問名單中，而他們坐在辦公室里朝九晚五，除了上網就是等待，期待某個經理衝進來把他們要走。幸運的員工能在短短几天內得到新任務，不幸運的員工可能需要等待幾個星期。
對於為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的年輕人來說，這個過程非常讓人氣餒而又憤怒，更別提那些想影響決策的員工了。在安達信，你要嚴格遵守等級秩序，頭銜往往比技術或經驗更重要。在年輕員工中，一些富有創業精神的人對公司普遍感到缺乏主人翁精神，因而缺乏活力，感到沮喪，這種沮喪的表現形式就是員工不斷表現得憤世嫉俗。這也難怪有很多人在過去的一年裏，紛紛南下投靠了矽谷的創業公司。另謀高就的想法不止一次在我的腦海里浮現，尤其是在我無所事事等活兒乾的日子裏。
11月初的休整決定了我的命運。閑極無聊，沮喪失意，我不斷地胡思亂想，最終決定拿出漫漫長日裏的一些時間，跟一些老朋友聯繫一下。有一天，我打開電子郵件，在收件箱裏看到了一封不尋常的郵件。這封郵件的主題讓人備感好奇：「用PayPal傳送你的錢！」標題看上去像是垃圾郵件——我從來沒聽說過PayPal。可是那一刻，我真的很無聊，於是我選擇打開，郵件中寫道：「肯尼·豪厄里剛剛轉給你一筆錢！現在你的PayPal賬戶里有1美元在等着你。今天就來訪問www.PayPal.com，設置你的PayPal賬戶！」
我意識到，這一定是康菲尼迪正在開發的支付服務。很明顯這個網站剛剛成立，肯尼給在他通訊錄的每個人發了1美元，讓他們試用這個服務。這是我第一次聽到他們的數字錢包軟件被稱為「PayPal」，雖然這個名字跟「康菲尼迪」這一富有未來感而且非常高貴的企業名稱比起來有點小兒科，但是郵件內容還是讓我很感興趣，於是我點擊了鏈接，訪問了PayPal網站。
網站讓我很吃驚。我最後一次聽到彼得·蒂爾和肯尼·豪厄里的消息時，他們的公司還在專門為Palm掌上電腦開發軟件，可是現在，他們已經拿出了一套功能齊全的網上匯款服務，不論有沒有移動設備都可以使用。該網站宣稱，任何人都可以立刻開通一個在線賬戶，只需要一個E-mail地址和一張信用卡。其中，E-mail地址是關鍵因素，PayPal將它作為唯一的標識符，這意味着一個人要想付款給另一個人，只要知道他的E-mail地址就行了。支付指令發出后，錢就會記入收款人的PayPal賬戶，同時對方會收到一封電子郵件通知。之後，收款人能以支票方式支取這筆錢，他可以向銀行賬戶進行電子轉賬，也可以將賬戶里的錢支付給其他人。
後來我才知道，這種在線服務來自一種「后見之明」。由於Palm的軟件用戶需要將加密的金融交易上傳到PayPal網站，彼得·蒂爾、馬克斯·列夫琴和開發團隊一致認為，他們完全可以創建一個在線賬戶，不論用戶有沒有Palm掌上電腦都可以用。這就使康菲尼迪把PayPal的吸引力從美國的三四百萬Palm掌上電腦擁有者擴展至幾乎所有的互聯網用戶。如果掌上電腦的試驗性錢包真的成為一個殺手級應用，那麼趁著掌上電腦的普及率持續增長，在線賬戶至少可以使沒有掌上電腦的消費者使用這種服務。
無論這個靈感的來源是什麼，這個系統的創意都非常出色。其原理簡單、易於理解和使用，更妙的是，這個服務是免費的。該網站解釋道，康菲尼迪利用用戶保存在PayPal賬戶中的資金賺取利息。將這些錢存在銀行里，康菲尼迪可以獲得利息；同時保持資金的流動性，讓客戶可以隨時使用這些錢。
PayPal不只是一項免費服務——它的促銷獎勵計劃會給所有新賬號持有人打入10美元，用戶需要做的，只不過是註冊賬號並關聯信用卡。這還不是全部，註冊用戶推薦的用戶只要完成了註冊，康菲尼迪也將給予10美元的獎勵！這明顯是一個獲得新客戶的策略，而且非常有效。那天下午，我一直忙不迭地把錢塞到我朋友的收件箱裏。
接受邀請
我開的車是1988年的默克（Merkur，德國汽車品牌）。那天我把這輛白色小車停在一家餐館外停車場的角落裏，關上車門的時候，它看起來跟停車場上的寶馬、平治等車型格格不入。並不是說這些歐洲豪車的工程技術讓我感到驚艷，而是說，它們的存在，是時代的一種標誌。IlFornaio是帕洛阿爾托市中心的一家意大利餐館，這裏吸引了矽谷眾多的汽車經銷商，這些人都受益於互聯網熱潮，錢袋子鼓鼓的。我是12月的一個星期五晚上開車來到這裏的，跟這些互聯網弄潮兒中的兩個共進晚餐。
彼得·蒂爾專門請我吃飯，感謝我為他邀請了那麼多用戶。聽說了康菲尼迪在尋求另一輪融資，我介紹他跟我以前的同事史蒂夫·郭（SteveKuo）認識。史蒂夫·郭加入安達信后，剛剛向女友求婚，可是還沒過幾個星期，公司的合作人就毫不客氣地派他去汶萊做一個項目，而且要在那裏待好幾個星期。史蒂夫·郭一氣之下離開了安達信，投身一家中型風險投資公司做高級分析師。在我的介紹下，史蒂夫·郭的公司和康菲尼迪之間的會談進展迅速。史蒂夫·郭對康菲尼迪的管理團隊和產品非常感興趣，這位風險投資家張羅了一夥投資者，要組成一個財團，支持彼得·蒂爾創業。彼得·蒂爾認為，這是值得慶祝的好消息。
走進餐廳，我瞥見彼得·蒂爾和史蒂夫·郭坐在靠裏面的一張桌子旁，我們互致問候，坐下來邊吃邊聊。
「我得坦白，」史蒂夫·郭笑着說，「彼得，你知道嗎？從今天開始，我的未婚妻也為你工作了。」接着他跟我們說，他的未婚妻是康菲尼迪新雇的營銷主管詹妮弗·章（JenniferChwang）。」史蒂夫·郭在了解了康菲尼迪后，鼓勵未婚妻申請公司網站上發佈的招聘職位。為了避免利益的衝突，她在面試這個職位的時候沒有透露她與潛在投資者的關係。
「這是給我們公司投的信心票，」彼得·蒂爾笑得很燦爛，「我們最近確實招聘了很多員工，想儘快招到想要的人的確不容易。」我見過彼得·蒂爾急於招賢納士的情景，他最近又勸誘了好幾個原《斯坦福評論》的合作者，包括他的朋友戴維·薩克斯——《多樣性神話》的合著者。
隨後，史蒂夫·郭把話頭引到我身上。「對了，埃里克，安達信那邊怎麼樣？我聽說你一直在與巨魔做鬥爭。」他問道，與彼得交換了一個眼神。
那時我才意識到，那頓飯是他們做的一個局。所謂的巨魔是一個衝勁十足的高級經理，他為了成為安達信的合伙人，不惜讓自己前進的道路上鋪滿其他員工的「屍體」。傳言他已婚並有好幾個孩子，但我們大部分的人都覺得，他待在辦公室的時間太長，根本無暇顧及去討個老婆，更不要說孩子了。由於他為人苛刻，分配的任務又不合情理，安達信的員工之間從來不會問跟巨魔合作感受如何之類的，因為答案眾所周知。
我找了一種委婉的說法：「挺忙的。」
史蒂夫·郭「嘖嘖」了一下，說：「那真是挺悲哀的，因為安達信的薪水好像不怎麼高。」
有了這個開場白，彼得·蒂爾就直截了當地跟我說：「你應該和我們干，我們有幾個新職位，你都很擅長。」
這頓意大利晚餐意外演變成我年輕生命中的關鍵時刻。這是我應該嚴肅對待的關鍵時刻。我通常認為自己是一個左腦主導、分析型的人，在做出判斷前會小心衡量自己的選擇。但是，這一次，我已經有了現成的答案。也許是因為在舊經濟部門工作的失意，也許是我對停車場上的那些歐洲豪車有了貪念，也許最有可能的是我還很年輕、很天真，不管因為什麼，審慎權衡這樣的想法不復存在，我立即自信地答覆：「好！我很感興趣，咱們開始干吧。」
「太好了！星期天我會到城裏會見一些有意投資的日本人。」彼得·蒂爾說，「咱們一點鐘左右碼頭見。」
就這樣，就著一盤意大利水餃，我就傻傻地入伙了。在接下來的48小時內，我收到了彼得·蒂爾的口頭要約，讓我下周五履職。
「統治世界指數」
周一下午，我離開安達信，駕車前往帕洛阿爾托。彼得·蒂爾建議我在開始工作前幾天就去公司一趟，好介紹我跟新同事認識。那天早上，在通知安達信我決定辭職之後，我期待看到一些熱情的面孔。讓我吃驚的是，巨魔居然表示祝賀，但是我們團隊的總合伙人卻氣得面紅耳赤，怒吼著說我是過河拆橋。他氣急敗壞，說我輕率地放棄了學習市場所需技能的大好機會，卻跑去追求「愚人金」。他強烈的反應讓我動搖了，直到那時我才意識到對於新的工作，我甚至還沒有拿到書面邀請，更不用說工作描述了。
101公路沿線的風景很優美，至少能讓我暫時不去想上午發生的衝突。公路沿線立滿了浮華誇張的廣告牌，一個個都指向互聯網公司。我一邊開車，一邊想如何設計一個巨大且突出的「康菲尼迪的PayPal.com」的廣告牌，能夠從無窮無盡的寵物食品及保健品服務的線上廣告中脫穎而出。我聽說在高速公路沿線租廣告牌要10萬美元一個月，但是對康菲尼迪這樣能在風險投資中迅速融到數百萬美元的公司來說，這不過是小菜一碟吧。也許我們應該租兩個？
很快，我的小遐想就適可而止了。我下了高速公路，拐到了帕洛阿爾托優雅的大學路上，前往康菲尼迪的辦公室。想像着我的新辦公室，我心跳加速，激動不已。
康菲尼迪的名字僅僅用一個塑料標牌掛在外面，辦公室位於一棟兩層建築的樓上，樓下是一家自行車店和一家咖啡館。雖然它看起來跟這條林蔭道兩旁其他的米黃色建築一樣不起眼，但是大學街165號卻有很好的歷史記錄——網絡搜尋引擎谷歌和滑鼠設計製造商羅技（Logitech）曾先後租用同一棟樓。3不過彼得考慮的主要還不是創業公司的神話，而是老式的供給和需求關係。互聯網繁榮，使得這裏的商業地產價格飆升，康菲尼迪搬出原來的辦公室之後，彼得·蒂爾剛好能夠提供足夠的股票給這棟樓的業主，以獲得這裏的租約。
我將車停在附近，進了前門。樓梯很寬，不過上面貼著釉面瓷磚，有點滑。這條危險的樓梯通向一個露天的小庭院，庭院的四周都是康菲尼迪的辦公室。重新進入戶外，明亮的光線讓我有些不適。因為沒有標記，我花了一分鐘時間才找到通往大廳的門。
我向前台接待介紹了我自己，她竟然不知道我有預約。她迅速地在各間辦公室轉了一圈，最終確認彼得·蒂爾不在樓里。她打電話給他，結果直接轉入了語音信箱，於是，她問我是否願意改天再來。我開始感到不安——我剛剛為了這個還什麼都沒確定的職位堵死了安達信這條退路，連新職位的錄用書都沒拿到，就因為彼得讓我快來，現在卻找不到他了。
「那麼，我可以見一下肯尼·豪厄里嗎？」我問道，滿以為我的朋友，同時又是彼得·蒂爾左膀右臂的肯尼·豪厄里肯定聽說過我要來工作的事。結果，我錯了。
「哦，真的嗎？那太好了！」我的哥們兒用他溫和的得克薩斯口音說道。不過他從電腦屏幕前抬起頭的時候，臉上帶着困惑的表情。顯然，對於我要來此工作，他知道得比我還少，但是他若有所思地說，公司唯一的人力資源專員應該有所耳聞。
「勞里，你有沒有聽說過埃里克來上班的事？」他走向這個小房間另一頭的隔間問道，我跟在他後面，希望這最後一個人能知道，「他說彼得讓他這個星期開始上班。」我後來發現，勞里只是兼管康菲尼迪的人力資源業務，此外她還管理著一系列法律和財務事宜，並直接向首席財務官報告。這個忙得團團轉的女人皺着眉頭，滿臉困惑地回答肯尼·豪厄里，說她根本不知道我是誰。她問：「彼得答應讓你做哪個職位？」而我對此卻一無所知，無法回答她。
我的擔心加深了。公司里三個最應該知道我的工作邀請的人，似乎對此完全不知情。難道說彼得改變了主意？那他為什麼還要催我立即加入？我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肯尼·豪厄里顯然需要回到他的辦公桌前繼續工作，不過這位夥計還是略盡地主之誼，領着我在辦公樓里轉了一圈，見了幾個人。「這是傑米·坦普爾頓（JamieTempleton），他是我們的產品經理，並且跟工程師……哦，你知道戴維·薩克斯，對不對？」
我第一次見到戴維·薩克斯是好幾年前，那時他來斯坦福大學推銷他跟彼得合著的《多樣性神話》，人們都喜歡拿他的姓「薩克斯」稱呼他。聽見有人叫自己的名字，戴維從電腦屏幕上抬起頭，說我能入伙太好了。他立刻要了我的手機號碼，並存到自己的手機里。他旁邊的人馬上奚落道：「嗯，一旦你的號碼到了他手裏，他會隨時隨地打電話給你！」戴維·薩克斯沒有理會這個玩笑，繼續工作，剩下肯尼·豪厄里站在那裏思量著該怎麼招待我。
他檢查了一下手頭的工作，然後把我交給了負責市場營銷的副總裁盧克·諾塞克（LukeNosek）。盧克是個瘦高的年輕人，頂着一頭髒兮兮的打卷的金髮。他馬上從椅子上站了起來。「嗨！我叫盧克。」他說道。這是我進門之後得到的第一個充滿熱情的問候，可是我自己卻熱情全無。「你準備面試什麼職位？」
「其實，彼得剛剛邀請我過來。」我有點錯愕，一方面是因為聽到了這麼個問題，另一方面是面對這個充滿活力的24歲的副總裁，「他說我可以做任何有關營銷、新聞或投資者關係方面的工作。」
「哦，」盧克·諾塞克把一條腿搭在椅子扶手上，「那麼，你為什麼要來康菲尼迪工作？」他繼續問道，並對我任何的反應都顯示出真誠的笑容和興趣。
我還沒來得及回答，盧克·諾塞克的電腦屏幕上發出了一聲響亮的「叮」，「又一個！」盧克·諾塞克說，「看這個！」
盧克·諾塞克的顯示器上彈出了一個長方形的框，上面的字是「統治世界指數」（WorldDominationIndex）。這是一個指數計數器，連接着PayPal的資料庫，每過幾分鐘就更新一次。方框內的數字是2413。
「是不是很棒？」盧克·諾塞克問道，「只要它一有動靜，我就要看一下。僅僅在過去的一星期里，就漲了這麼多。」
計數器的名字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喜歡這個能讓員工時刻關注公司業務進展工具的理念，可是這個名字未免會讓人期望太高。在安達信，我們使用的工具一般都是什麼「知識空間」或「風險管理矩陣」，從來沒有狂妄自大到稱之為「統治世界指數」。不過這種自大至少可以讓康菲尼迪成為一個有趣的工作地方——當然，假如我真的能在這裏得到一份工作的話。
當天下午，盧克·諾塞克「面試」我的間隙，這個指數計數器又「叮」地響了好幾次。但彼得·蒂爾始終沒有出現，我最終帶着比來的時候更多的困惑和憂慮離開了帕洛阿爾托。
我的焦慮一直持續到晚上，直到我最終打通了這位首席執行官的手機，他解釋說，白天出了一點意外，他不在公司，然後向我保證，周五一切都會安排就緒。儘管開頭有些不順，但我新經濟領域的旅程似乎是走上了正道。
無序的創業公司
我原本希望第一天上班會比上次造訪更正規一些，可是現實很快就讓我打消了這個念頭。
按照彼得的建議，我周五早上10點前來報到。我覺得這個點兒來有點晚，但是我想，額外留出一點時間，也許是讓我的新同事為我的到來做好準備。等登上光滑的樓梯，穿過小庭院進入接待區，很明顯，我的期望又落空了。除了一兩個工程師從我身邊走過去，而且顯然是要趕回家睡覺，整個走廊里黑黢黢的，一片寂靜，這一切跡象顯示，辦公區里只有我一個人。
20分鐘后，肯尼·豪厄里才從一扇側門進來，把我從可怕的寂靜中救了出來。此時，有少數員工已經開始陸陸續續來到了，其中一位是公司唯一的技術支持專家。肯尼·豪厄里問他哪台是分配給我的電腦，這個年輕人聳聳肩，說從來沒有人跟他提起我會來這裏，而且即使有人提起過，他也沒辦法，因為公司里已經沒有空桌子了。他倆討論了一下，然後決定讓我暫時坐在一個客戶服務代表的位子上，他要在幾個小時后才來上班。
我究竟陷入了什麼局面啊？我在一台借來的電腦上測試我的康菲尼迪郵箱是否開通了，心裏琢磨著：我沒有得到工作描述，我的同事不知道我是誰，而且整個辦公樓里甚至沒有我的桌子！就連安達信，至少也會給新人安排位子坐！
這時，出現了一張熟悉的面孔，向我致以問候，讓我暫時從對職業選擇的疑惑中擺脫了出來。這個人是戴夫·華萊士（DaveWallace），也是一位斯坦福校友。他友好地跟我握手，然後在客戶服務台旁邊坐了下來。
我以前在《斯坦福評論》工作的時候就在幾次聚會上見過戴夫·華萊士，他身材很結實，整天收拾得很利落，棕色頭髮，修剪得很整齊。他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畢業，然後從事了新聞業，先是在《三藩市稽查報》（SanFranciscoExaminer）做記者，然後成了帕洛阿爾托一家周報的主編。我心裏想，彼得·蒂爾把他挖來也許是讓他撰寫康菲尼迪的網站內容，或是處理其他媒體的詢問事宜。可令我驚訝的是，他是公司客戶服務部門的經理。
戴夫·華萊士啟動了電腦，開始工作。我陷入了沉思，認為他的新聞背景和他在公司的角色似乎不太搭調。記者和客服之間幾乎沒有什麼共同之處。因為任何一個了解記者的人都知道，記者往往會鑽牛角尖，有時還要動點心機才能挖到故事，這種技能與負責幫助僱員應對憤怒的客戶所需要的技能可能恰恰相反。
把一名記者安排到目前這個職位，明顯是我的新僱主在亂彈琴。不過隨着我認識更多的同事，我發現康菲尼迪的人事決定比我最初想像的還雜亂無章。像戴夫·華萊士一樣，許多員工過去的經歷跟他們現在的職務很少有相似之處。彼得·蒂爾後來告訴我，他在給公司找人手的時候，更看重才能，而不是經驗，這一理念清楚地解釋了他為什麼邀請我。他認為戴夫值得信賴，會努力工作，並能做出正確的決定。儘管戴夫的背景與客戶服務無關，可是彼得更看重這些已知的特質，而不是一些不知哪裏冒出來的候選人可能帶來的所謂經驗。
此刻，這個工作理念已經明顯見效了。這位客戶服務部主管剛打了一個電話，幫助一個惠普公司的客戶解決了他的掌上電腦安裝PayPal後跟我們的伺服器同步時所遇到的麻煩。「先生，我一定會幫你檢查一下的，然後回電給你。」戴夫·華萊士向他保證說，同時做了一些筆記，「我認為，你之所以無法同步，是因為你的掌上電腦處於防火牆後面，但也許有一種變通方法，我試着幫你想想。」對於一個團隊的主管來說，這個任務有點勞神，但是他毫不遲疑地開始處理這個諮詢。
看到戴夫處理了一個在他職責之內、經驗之外的問題，我意識到我不是公司中唯一一個沒有固定職責的人。安達信對待公司的內部等級結構和美軍一樣嚴格，而康菲尼迪僱員的角色顯然更加靈活。這種鮮明的差異，以及它要求僱員必須具有的靈活性，有時候需要僱員花一些時間來適應。
一上午就這樣悄悄過去了，我一直不停地在借來的電腦上忙碌著，做着肯尼·豪厄里讓我做的一些奇怪的任務。PayPal推出近一個月了，康菲尼迪正準備舉行第一個在線廣告促銷活動。為了舉辦這場促銷活動，肯尼·豪厄里需要有人幫他做些前期跑腿工作，於是他給了我一堆互聯網廣告公司的聯繫方式，讓我打電話給他們，了解他們的CPM（CostPerMille，千人成本）。我從來都不知道什麼是CPM，可是此時，我很高興自己能發揮一些作用，即使那個角色聽起來像是一個給陌生人打電話的傻瓜。
幾分鐘后，我的臨時「導遊」肯尼·豪厄里回來了，帶着勝利的喜悅跟我說，他已經為我找到了一張辦公桌，只需做一點清理工作。我跟着他來到外面的中央庭院，穿過接待區，向右拐進一間很暗的房間，我上次來的時候都沒有注意到還有這間屋子。「就在這兒，我們的乒乓球室！」他大聲說着，打開了房間的門。
我環顧了一下四周，這是一間20英尺見方（約36平方米）的房間，沒有窗戶，只有一扇門，唯一的傢具就是一張摺疊式乒乓球桌。顯然，在這個相對來說還比較開放的辦公樓里，這是最差的一個房間。因此，這麼一個小小的盒子間，以前只是被當作一個很少使用的乒乓球室，也就不奇怪了。
「不錯。」我聳聳肩說，「但是，我得有一張桌子和一台電腦吧？」
「斯科特馬上就會給你搬台電腦過來。」肯尼·豪厄里回答道。他說的斯科特是信息部門的人。「至於桌子，我記得剛剛訂了一批，不過目前咱們得借一張。」
結果，他借來的桌子竟然是一張宴會桌大小的長條桌，原來放在首席財務官的辦公室里。我們過去的時候，首席財務官戴維·雅克（DavidJaques）正在他的辦公桌上不停地簽着支票。他是英國人，曾任矽谷銀行的財務主管。他用英國上流社會的口音跟我們打招呼，肯尼·豪厄里和我跌跌撞撞地把那個巨型桌子從他辦公室搬出來的時候，他基本上沒怎麼抬頭。
這個厚厚的木板桌就成了我的臨時工作站，直到周末我自己把新買來的複合板辦公桌組裝起來它才退役。在幾個工程師的幫助下，那台被撤下的乒乓球桌被搬到了戴維·薩克斯的房間。球桌上還有一份薩克斯當初為《三藩市稽查報》撰寫的評論，讚揚一些企業能給予年輕員工股票期權，還允許他們搞一些休閑活動，比如工作之餘打打乒乓球。工程師們興高采烈地評論說，他們從來沒見過這位芝加哥法學院的畢業生踏足過乒乓球室，於是他們把球桌搬到他面前，看他到底打不打。
顛覆全球金融體系
我的令人不安的入職經驗，以及第一天上班的無序狀態，說明康菲尼迪完全不是一家組織化的公司。作為一家年輕的公司，沒有足夠的資源投入到人力資源和IT部門，無法給新員工提供規劃好的入職教育，這是情有可原的。儘管如此，這種明顯的混亂狀態還是有點讓人不安。雖然我不願有這種想法，但在第一天的中午，我發現自己還是禁不住地想，我對彼得的盲目信任，以及自己急功近利想快點掙錢的想法，是不是導致我犯下了一個可怕的錯誤。
我掃視四周，覺得這是一個說得通的結論。辦公室內部的佈置一點兒都不像安達信。在安達信，諮詢顧問們的小隔間都面對着經理的玻璃牆辦公室。而且，這裏甚至與典型的「dot-com」工作環境（像電視廣告顯示的那樣，有着拱形天花板和後現代傢具的辦公場所）相去甚遠。這裏更像一間宿舍，有好多種棋盤遊戲可玩，棋子散落在地板上。工程師們會把吃過的達美樂比薩餅的盒子堆在他們的辦公桌上。員工們都穿着短褲和T恤上班，由於走廊里偶爾會爆發水槍戰，這種裝束倒是很得體。在馬克斯·列夫琴的辦公室入口旁有一個坐墊已經下陷的破爛沙發，他與其他兩個程序員共用那間辦公室。在這種環境裏，除了產生混亂，還能產生什麼呢？
整個下午，我幾乎處於被人遺忘的狀態。我在懷疑康菲尼迪公司反常行為的根源，是不是這裏的年輕人太多？畢竟，公司員工的平均年齡只有25歲。32歲的彼得·蒂爾是公司里第二年長的人，公司業務方面的僱員的年齡大約都要年輕3~6歲。馬克斯·列夫琴25歲，他招聘的工程師基本上都是他的大學同學或同一個年齡段的人，只有首席財務官戴維·雅克的年齡可能超過40歲。也許康菲尼迪裏面，了解外部世界的人太少了，才使得它並不像一個真正的公司？
這時，前台接待員——一個多小時里我的第一個訪客，把頭探進乒乓球室，宣佈彼得·蒂爾要召開公司會議，這終於把我從沉思中拉了回來。我興高采烈地朝辦公樓中心走去，在那裏，我的26個同事已經聚集起來了。在兩條相互成直角的過道里，已經有一些人在排隊，還有幾名員工為了有更好的視野，選擇坐在附近小隔間的辦公桌上。
彼得·蒂爾站在一個小角落裏，正在與戴維·雅克聊天，等待大家到來。當員工大致到齊了之後，彼得·蒂爾清了清嗓子，然後開始即興演講。
「自從上次開會後，又過去了一段時間，我想很多人是從那以後才加入我們的。」這位首席執行官說，「大家都在四周走動一下，讓所有人知道你的名字，並介紹一下自己。」我盡全力思考了一下，想儘可能地想起更多的名字。此外，我想着如何諷刺一下之前任職時的經歷，以向新同事介紹自己。
「現在，另一則新聞。」大家在自我介紹的時候，彼得·蒂爾補充說，「我們可能還得再多等幾天才能結束下一輪融資。」聽到這話，我的下巴都快掉下來了，畢竟，最新一輪融資的迫切性是我匆匆離開安達信的原因。「不過不用擔心，我們只是在就一些細節進行討價還價，而且我們得到了超額認購，每個人都希望投資咱們公司！」
「為什麼不呢？」他繼續說，「我們做的是大項目。PayPal的需求非常巨大，世界上每個人都需要錢——他們要得到報酬、要貿易、要生活。紙幣是一種古老的技術，支付不便，你可能碰巧手頭拮据，可能把它們磨破了，也可能丟失或被人偷走。在21世紀，人們需要一種更方便、更安全的貨幣形式，只要有一台掌上電腦或是網絡連接，就可以從任何地方獲取。」
「當然，對於美國用戶，我們稱之為『方便』的東西，對發展中國家的人來說就是革命性的。許多國家的貨幣政策朝三暮四，」這位前衍生品交易員指出，「就像俄羅斯和幾個東南亞國家，它們有時讓通貨膨脹，有時又讓貨幣貶值，利用這些手段把財富從自己百姓那裏搶走。那裏的大多數百姓，永遠沒有機會開設離岸賬戶，或是把手中的貨幣換成像美元這樣穩定的貨幣。」
「最終，PayPal將改變這一點。未來，隨着我們把服務拓展到美國以外，並且隨着互聯網普及率的不斷提高，處於所有經濟階層的人都能享用，PayPal將讓全世界人民擁有對自己國家貨幣前所未有的、更直接的控制力。這樣一來，腐敗的政府幾乎不可能再利用舊的手段，從人民那裏竊取財富，因為如果它們試圖這樣做，人們就能把手頭的貨幣換成美元、英鎊或日元，拋棄不值錢的本地貨幣，換成更安全的貨幣。」
「當然，我們距離這個目標尚有一段時間。」彼得·蒂爾繼續說着，看了一眼全神貫注傾聽的人群，「在此期間，我們偉大的掌上電腦和互聯網產品正在飛速發展，我們的用戶增長勢頭很好。我認為，未來幾周內，我們將會獲得眾多媒體的關注。我毫不懷疑，這家公司有機會成為支付領域的微軟，成為世界金融的操作系統。」
周圍爆發出笑聲和掌聲，雖然大多數人已經聽過彼得·蒂爾類似版本的講話，但他們似乎仍然很喜歡再聽一遍。
我可以說是帶着近乎敬畏的心情站在那裏，我知道彼得是一個有着深邃思想的人，對於世界有着強烈的願景，在說服我加入的時候，他張口閉口談的都是偉大的產品，並沒有提這些全球性的抱負。現在，聽他在一個只是公司例行的會議上，闡述我們這家創業公司的偉大使命，我很吃驚。大膽的願景和公司管理並不總是并行不悖的——安達信的管理人員沒幾個願意參加這樣看似老生常談的會議，卓越和授權這兩種特質恰恰是安達信所缺少的。而彼得·蒂爾提供了一個宏偉而具體的願景，卻沒有提及大多數互聯網企業都會着力考慮的里程碑——上市。為什麼？他無須提及，他所討論的對國際貿易方式的變革，已經讓上市顯得微不足道了。
當然，對他的講話也可以有一種玩世不恭的解釋。每個成功的企業，都需要某種形式的宏大願景來指導其決策的制定。讓員工覺得自己的公司與眾不同，也是管理團隊激勵員工的手段。這兩種情形都適用於康菲尼迪。但是這些負面意見並不能磨滅彼得願景的重要性。儘管他自己從來沒有直接引用過下面這句話，但是他的承諾，就等於把康菲尼迪打造成那種「創造性破壞」的倡導者，即約瑟夫·熊彼特60年前所描述的情形。他似乎真的相信，自己的創業公司可以給予消費者無與倫比的掌控個人金融事務的力量，從而顛覆全球的金融體系。
這個願景是否可信，你也許有自己的意見，但在講話之後的幾天裏，我開始相信，彼得·蒂爾並不是辦公室里唯一相信這個願景的人。公司的網站設計師設計了一件T恤，上面的圖案來自米開朗琪羅的西斯廷教堂屋頂壁畫的局部，表現的是上帝與亞當通過掌上電腦交換現金。許多工程師隨身攜帶尼爾·斯蒂芬森寫的《編碼寶典》，這本小說講的是「二戰」時期軍隊的密碼專家密謀在亞洲建立一個離岸天堂，用加密的方式保護數據。
電腦上的「統治世界指數」程序不斷發出「叮」的聲響，員工們說笑着指出紙幣過時了，他們堅持使用PayPal支付午餐賬單，大家分攤餐費也使用PayPal轉賬。正如編程部門的一個同事所說的，沒必要為了交換比特而移動原子。
康菲尼迪正在開發的東西遠比那些叫賣貨物或者寵物食品標準化的電子商務網站更重要，這個理念在公司內部基本上沒有異議。我的同事們真心認為PayPal可以改變世界，而且他們談論這個願景的時間，要比討論通過公開發行股票獲利所花的時間多得多。雖然我受到引誘從舊經濟實體逃出來，是因為嚮往一個更有價值的工作場所，以及相信有關財富的承諾，但是這裏的大多數員工似乎只關心創造一些新的、不同的東西——開發一種能夠對數百萬人的生活產生積極影響的東西。
正是這種潛力，使康菲尼迪「統治世界」的願景變得可信。亞洲、俄羅斯和拉丁美洲的貨幣危機表明，世界各地的人們確實需要增強對自己金錢的控制力。
20世紀90年代後期，許多困擾貨幣市場的「傳染病」，都是由政府試圖操縱匯率和利率造成的。當投資者發現政府的這些小手段之後，他們就會拋售當地貨幣，給匯率帶來下行壓力，由於商品交易者不再希望使用當地貨幣結算，國家就得動用美元儲備。這些拋售迫使許多國家不得不降低本幣對美元的官方匯率，從而使本幣貶值，這樣一來，本幣在全球的購買力就會降低。反過來，這又導致當地物價飛漲，從而使儲蓄賬戶中的貨幣貶值。
每當發生這種情況，這些國家的普通公民，特別是那些幾乎沒有機會接觸國外銀行的窮人和中產階層，總是受打擊最大。PayPal如果能找到一種方法，讓這些人點擊滑鼠就能轉移資金，並把手裏的貨幣轉換成一種更穩定的貨幣，那麼我們就確實是創造了一種了不起的東西，它比幫助大家共同分攤晚餐賬單更具革命性。隨着互聯網的普及，甚至下層社會的人，在理論上都可以通過把現金換成某種更穩定的外幣，並將其儲存在遠離自己政府所能觸及的地方，來保障自己財產的安全。
當我匆匆逃離安達信，加入這家起初看起來充滿混亂的創業公司時，可能還沒有意識到這個潛在的可能性。但是在聽了彼得·蒂爾演講后的幾天裏，我開始漸漸理解其意義了。一家全是年輕企業家，並下決心顛覆世界金融體系的公司，的確是不屑於忙活辦公桌往哪兒擺，或是給新入職員工提供正式而得體的入職培訓的。彼得想聘請優秀的人才——而且要快。他需要他們幫他開展一場技術革命，而其中的細節問題，需要在以後慢慢理順。
「星際迷航」計劃
日子一天天地過去，我在康菲尼迪的角色也變得清晰起來。第二個星期剛開始，我正式得到了我的頭銜——營銷經理，還有我手下的部門。我跟肯尼·豪厄里和我的風險投資家朋友的未婚妻詹妮弗·章一起，成了康菲尼迪新成立的營銷小組的成員，直接向盧克·諾塞克彙報工作。
第一天上班時，肯尼·豪厄里扔給我直郵（直接發送郵件）的工作，現在看來不是做無用功。PayPal的廣泛宣傳，以及獎金促銷活動，使用戶數量穩步增加，到12月中旬，每天都有幾百個註冊用戶。新的一輪資金即將注入，彼得·蒂爾想使用一些資金更快地擴展PayPal的用戶群。在與團隊開會的時候，盧克·諾塞克也贊成這個戰略。他堅稱，成長是處於這個階段的創業公司最關鍵的事情，這樣可以阻礙潛在的競爭對手，並讓我們處於有利的位置，能夠實施必需的商業模式，獲得真正的收益。
於是，我們將成長作為公司的重點。盧克·諾塞克要求我們把廣告橫幅和直郵活動結合起來，以便增加新用戶。
我迅速從財務顧問轉型為初級營銷人員。我不停地瀏覽網頁，打電話給廣告公司的業務員，詢問他們的點擊率和通過網頁鏈接導入相關網站的費率。僅僅是幾個星期前，我對這些事兒還一點兒都不了解。
與此同時，戴維·薩克斯跟一家公關公司合作，在新一輪重大的市場推廣活動前改善康菲尼迪的形象。戴維·薩克斯受到一篇題為「斯科蒂，傳送給我一些錢」的文章的啟發，建議公司聘請《星際迷航》系列電影中斯科蒂的扮演者詹姆斯·杜漢作為康菲尼迪的代言人。4這聽起來是一個好主意——斯科蒂是大眾熟悉的角色，而無線發射的表述，也很好地突出了我們產品的特點。在我們之前，就有一家網絡公司很善於用《星際迷航》中的名人做代言。一家在線旅遊服務公司Priceline就是在推出了一系列讓威廉·夏特納（柯克船長扮演者）朗讀詩歌的廣告後人氣飆升的。如果Priceline可以冒險成為終極先鋒，為什麼康菲尼迪不行？
幾天內，我們的代理就跟詹姆斯·杜漢簽署了一份協議，請他代言PayPal。不過，斯科蒂不能重走柯克船長的路子，不能拍攝電視廣告，至少最初不行。畢竟康菲尼迪手頭的現金只是數以百萬計，而不是數以億計，所以製作「超級碗」廣告不在考慮範圍之內。彼得·蒂爾和其他高管基本上也不相信電視能帶來新用戶，他們堅持認為，許多網絡公司所做的電視廣告普遍價格昂貴，受眾指向性不強，而且觀眾只有坐在電腦前時才能記住特定的網站地址，比起網絡促銷，電視廣告的成本效益很低。
最終，我們選擇讓詹姆斯·杜漢來主持有關PayPal成長的媒體宣傳活動。「斯科蒂」在我們的網站和電子郵件中會借用其經典台詞「把我傳上飛船」來向潛在客戶介紹我們頗富未來意味的服務——「把鈔票傳給我」。
但是在公司全速啟動，開展爭取新用戶的活動之前，全公司放緩了一下，讓大家得以喘息。如果「統治世界」是我們最後的目標，彼得意識到友愛和團隊合作是達到這一目標的必要條件。彼得·蒂爾定了一個下午，帶領員工開了一場異地節日派對，讓員工在最後的節前推銷活動之前，遠離辦公室放鬆一下。
員工們從辦公室結隊來到派對中，派對地點設在門洛帕克附近，在沙丘路上的一個會議中心。你要是不熟悉沙丘路，那我來告訴你，沙丘路之於風險資本，就相當於華爾街之於股市。沙丘路位於斯坦福大學後面未經開發的山麓下，路上有很多矽谷頂尖的風險投資公司，在20世紀90年代末，這些風投公司為加州的創業公司提供了4/5的資金。僅僅看這條路，你很難猜到這一點。大部分沿途的建築並不怎麼引人關注。這些建築多是兩三層的小樓，外牆貼著木條，指示牌也有些不倫不類，整體上向尋找資金的來訪企業家所傳達的信息就是節儉。
下午的派對，開場是大家圍着大休息室里溫暖的壁爐享用飲料和開胃菜。大家喝了半小時的雞尾酒後，轉移到一個餐廳包房裏，裏面有一張巨大的圓桌。環顧四周，我意識到我還沒有認全所有的同事。我來公司上班的頭一個星期里，又有6名員工加入，而且網站上公佈的空缺職位列表仍然很長，還一直在增長。
幾分鐘后，彼得·蒂爾拿起話筒，走到房間的前面。在感謝了員工的辛勤工作后，他提到，康菲尼迪又增加了很多新的面孔。這一次，他沒有讓每個人做自我介紹，而是依次走到每個人面前，說出該員工的姓名和職位。當他走到戴維·薩克斯跟前的時候，有人開玩笑地叫道「oldhuffandpuff！」（指迪士尼動畫「三隻小豬」中大灰狼吹氣的聲音），工程師們聽了都開懷大笑。薩克斯經常飛奔過辦公室，衝到一個沒有防備的受害者面前召開緊急會議。這時他委屈地說道：「我希望這個外號可別粘到身上撕不掉。」
介紹完大家后，彼得·蒂爾指了指站在後面的人。「最後，我跟那些還不認識他的人介紹一下里德·霍夫曼。」他說，「里德是SocialNet.com的創始人，是我們董事會的成員。從下周開始，里德要來擔任全職總裁，直接向我彙報工作。他將負責公司運營和日常事宜，讓我有更多的時間處理戰略規劃和融資決策等事宜。」
相比彼得單薄的外形，里德身材高大，時常帶着笑，他頭髮捲曲，戴着眼鏡，讓人感覺非常平易近人。他做了一個簡短的發言：「謝謝彼得，我現在還沒有正式開始，所以，還得再過幾個星期，大家才會全天在辦公室里看到我。我已經見過你們中的一些人，在接下來的幾天裏，我會抽時間過來，爭取認識每個人。」
我之前沒有見過里德·霍夫曼，後來我了解到，他和彼得·蒂爾是斯坦福大學的老朋友，這意味着他是彼得可以信任的人。雖然房間里的很多人對此感到驚訝，但是我明白彼得·蒂爾為什麼要讓里德·霍夫曼擔任這樣的職務。有了專職的管理者，康菲尼迪的內部增長會受益，而且考慮到彼得·蒂爾在財務方面的背景，以及他放任的管理方式，他希望在公司運營方面得到一些協助也是合乎邏輯的。
由於我的辦公室靠近公司的接待區，我目睹了彼得·蒂爾花了多少時間在確保公司融資成功上。假日聚會後，投資者絡繹不絕地拜訪我們公司，甚至有一位日本投資人，他被一個工程師操控的遙控飛機碰到了頭，也未受阻礙。
這樣的投資者「閱兵式」持續了好幾個星期，彼得·蒂爾才關閉了公司的第二輪融資。這距離預期的停止融資的日期已經推后了整整一個月，但是鑒於現在我們有2300萬美元現金存在銀行里，這一延遲似乎非常值得。高盛、IdeaLab資本、一家創業公司孵化器的投資部提供了這筆資金。5雖然史蒂夫·郭所在的公司最終因為無法成立投資財團而打了退堂鼓，但從康菲尼迪內部來說，有這樣一批聲譽甚隆的投資人排著隊給我們輸送資金，可見我們做得相當不錯。然而幾個月後，我們的其中一位投資者的行動，將迫使我們得出另外的結論。
第一次受挫的宣傳
在派對后的幾天裏，我們爭分奪秒地落實「斯科蒂促銷推廣活動」。戴維·薩克斯、盧克·諾塞克和我想了一個宣傳噱頭，計劃讓「斯科蒂」在即將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使用掌上電腦的PayPal應用程序，向從網絡上隨機選取的接收者派發100萬美元。我們認為，媒體會紛紛刊登這個消息，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里，全美範圍內的眾多網友都會熱切期盼一封來自「斯科蒂」的電子郵件，告訴他們有一筆現金在PayPal網站上等著被領取。我則會用網上直郵活動，把來自「斯科蒂」的通知分發出去，這樣我們就能利用新代言人帶動數萬人訪問我們的網站。
大約一個星期後舉行活動，我們預訂了三藩市聯合廣場上豪華的威斯汀聖弗朗西斯酒店。我們的公關公司開始給媒體打電話，吸引它們的注意。戴維·薩克斯和我起草的新聞稿中，用了很多在網絡公司流行的時髦新詞：
PayPal.com邀請詹姆斯·杜漢——《星際迷航》中著名的斯科蒂的扮演者——作為公司的官方代言人。
「我的整個職業生涯都是把人發送到外星。」詹姆斯·杜漢打趣說，「但是，這是我第一次通過無線電波發錢！」
詹姆斯·杜漢在描述了PayPal.com的尖端技術后，也強調了其簡單易用……斯科蒂探索了宇宙空間的邊疆，而詹姆斯·杜漢和PayPal.com則宣告了個人之間無線支付的新疆域。6
這一絕招大有噱頭，似乎萬無一失。我們是一家前途遠大的網絡公司，還有名人代言。我們已經策劃好了吸引眼球的產品展示，還準備了足夠的設備用於這場宏大的展示。媒體肯定會對此感興趣，看起來沒有什麼不對。不過，這種自信只延續到「斯科蒂」乘飛機降落在帕洛阿爾托之前。
詹姆斯·杜漢看上去精神矍鑠——當然是以他的年齡而論。戴維·薩克斯在頭腦風暴中提出讓杜漢來做PayPal代言人的時候，從來沒有人想到他已經是80多歲的老人了。
雖然詹姆斯·杜漢非常高興地接受了企業形象代言人的新角色，但是他對互聯網、掌上電腦、加密和PayPal都知之甚少。當他到達我們的辦公室，珍妮弗試圖向他解釋我們公司提供的服務時，這個問題變得越發明顯了。他非常友好地向我們的工作人員分發有他親筆簽名的斯科蒂冰箱磁貼，這時候我們才恍然大悟，我們可能會遇到問題。在24小時內，這個人就會在一場重大的發佈會上面對一大堆好奇的記者，並使用掌上電腦把100萬美元發給全球範圍隨機選出來的用戶，而他卻根本不知道PayPal能做什麼。
不過諷刺的是，這一切其實都沒有關係。
第二天，在我們預訂的聖弗朗西斯酒店的奢華客房內，只有零星幾個記者，康菲尼迪的工作人員人數甚至是他們的4倍。而且這五六個到場的記者，在吃完開胃菜后，沒有一個人寫稿報道這一事件。最終，詹姆斯·杜漢和彼得·蒂爾還是例行公事，通過掌上電腦發送了100萬美元，而且彼得·蒂爾還利用這個時機做了即興演講，為員工打氣。
可是這些令人鼓舞的話，以及上檔次的酒店裝潢，卻無法隱瞞真相——我們設計的「斯科蒂促銷推廣活動」徹底失敗了。對於一個充分相信自己有潛力改變世界的初創公司來說，失敗並不是一種受歡迎的體驗。
雖然PayPal有全面改革全球金融體系的潛力，但是在我們能向所有人傳達一個簡單明了的信息，告訴他們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之前，不論是我們的未來願景，還是來自《星際迷航》的明星代言人，都無法幫我們贏得我們想要的那種公眾注意。
我和沮喪的同事們一起，緩步走出了紅褐色的酒店大堂，來到戶外，感受三藩市戶外寒冷的空氣。這僅僅是一個小挫折，但是自從聽到彼得的講話后，我第一次意識到，我們「統治世界」的道路將會非常漫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