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傳

金庸，本名查良鏞，生於１９２４年，浙江寧海人。查家幾百年來名人輩出，領盡風騷，清朝皇帝康熙稱之為「唐宋以來巨族，江南有數人家」。

8歲那年，查良鏞無意中看到武俠小說《荒江女俠》，「琴劍二俠」的行俠生涯深深地吸引了他。這是查良鏞看到的第一部武俠小說。之後，查良鏞到處搜羅武俠小說，一睹為快。

15歲時，查良鏞編寫的《給投考初中者》一書出版，暢銷省內外，初露才華。

17歲時，查良鏞做出了一件叛逆之事：寫一篇題為《阿麗漫遊記》的文章貼在學校牆報，影射學校的訓導主任。

查良鏞小時候的理想是：當一名外交官。抗戰後期，他如願考進中央政治學校外交系。查良鏞看不慣一些國民黨職業學生在大學里橫行霸道，整人打人，於是「行俠仗義」，打抱不平。誰知，他的「俠舉」惹了禍，校方勒令他退學。「查少俠」只好離開校園，浪跡江湖……

1948年底，查良鏞被派往香港《大公報》工作。「身無分文走香江」的查良鏞從此就得靠自己的雙手打天下，而他與《大公報》幾十年的恩怨情仇也由此開始。

新中國建立初期，為了圓自己的外交官之夢，查良鏞毅然拋妻離職，北上京都再敲「外交官之門」。由於種種原因，查良鏞最後只好垂頭喪氣地南回香港。

查良鏞重回《大公報》，不久就調到《新晚報》當副刊編輯。梁羽生正好也在《新晚報》任職，兩人遂成朋友。他們一起下棋，一起寫棋話，時常海闊天空閑聊－－而聊得最起勁的則是武俠小說。

1953，梁羽生以《龍虎鬥京華》一書打響。

1955年，查良鏞偶試身手，寫出第一部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一舉成名。「金庸」作為一個「神話」由此誕生。

50年代，查良鏞、梁羽生、百劍堂主同寫武俠小說，人稱「三劍客」。

一日，他們突發剞想：在報上開設專欄《三劍樓隨筆》，三人合寫，以展現「三劍客」「社會時互放的光芒」，給「新派武俠」留下一段歷史見證。

金庸自《書劍恩仇錄》后，一發不可收。接着,《雪山飛狐》一出，石破天驚，全城爭讀。《射鵰英雄傳》更被視為「天書」，新派武俠小說的宗師地位，由此奠定。那年，查良鏞34歲。

35歲那年，查良鏞拿着他的8萬港幣，自立門戶，創立《明報》。很多人都認為不出一年半載，《明報》就會關門大吉；但查良鏞憑着他的一支如椽妙筆，憑着他的武俠小說《神鵰俠侶》和《倚天屠龍記》等，撐起《明報》大業，使《明報》得以苦苦維持下去。

1962年5月，10萬大陸居民波浪式地湧向彈丸之地的香港，形成一股浩浩蕩蕩的「逃亡潮」，香港處於一片混亂之中。「明報」傾力傾情報道、評論「逃亡潮」，聲名大噪，發行量倍增，苦苦支撐的局面終於結束。

1960年，台北市出動大批警察，在大大小小書店搜繳武俠小說，查良鏞的武俠小說自然在查禁之列，台灣當局指之為「毒素頗深」，是「統戰書本」。

1965年年中，查良鏞漫遊歐洲一個多月，於是請倪匡「化筆」《天龍八部》。查良鏞旅歐回港，倪匡相告：「金庸，真不好意思，我將阿紫的眼睛弄瞎了！」

1965年底，查良鏞創辦了《明報月刊》。這本雜誌是由散居在世界各地、素不謀面的學人通過書信來籌劃、創辦的，這在世界出版史上實屬罕見。

「文革」期間，《明報》以及時、準確的中國報道，在香港報界獨領風騷，大放光芒。《明報》因而銷路突飛猛進，正式確立大報地位。

1967年夏季，被稱為「香港式文化大革命」的「暴動」發生，查良鏞因支持港府被「左派」罵為「漢奸」、「走狗」、「豺狼鏞」。

《明報周刊》開了香港娛樂周刊的先河，也為查良鏞帶來可觀的利潤。《明月》和《明周》這兩顆星星，輝映着《明報》這個月亮。

查良鏞有兩支筆：一支是寫武俠小說的「世界第一俠筆」，另一支是寫社評的「香港第一健行」。香港市民喜歡看他的社評，連國共兩黨政要、美國國務院也剪輯他的社評，作為資料加以研究參考。

查良鏞寫武俠小說，最初是為了賺錢，而後是為了撐《明報》大業；到了60年代末期，則是試圖在武俠小說創作方面進行一些新嘗試，並表達自己的政治取向和對現實社會的一些看法。於是，便有了政治寓言－－《笑傲江湖》，以及社會問題小說－－《鹿鼎記》。

1972年，金庸掛印封筆，金盆洗手。封筆之後，查良鏞把近20年來所寫的武俠小說逐字逐句地修改。經過10年的修訂，一套15種共36冊《金庸武俠小說全集》終於出版完畢。

從獲得諾貝爾獎的教授，到販夫走卒，從黃土高原到美利堅，各個階層各個地方，到處都有「金庸迷」。從來沒有一個作家的作品，能像查良鏞的武俠小說那樣廣受歡迎。有人甚至說他是武俠小說創作的「真命天了」！中國武俠小說百年發展的壯麗風景，由「十大宗師」的作品構成；而當中最為輝煌的當是查良鏞、古龍、梁羽生、三位大師的新派作品；而其中又以查良鏞的武俠小說為巔峰。

這正是：「武林」至尊，唯數金庸；風行天下，誰與爭鋒？

1973年春，查良鏞應國民黨之邀去了台灣，還與蔣經國見面會談。蔣是「金庸迷」，但他與查良鏞所談的，並非武俠小說，而是時政國是……

查良鏞在金門看到：地底的坑道縱橫全島，大卡車和坦克車通告無阻，地上、地下，到處都是炮位和機關槍陣地……

「我這一生如能親眼見一個統一的中國政府出現，實在是畢生最大的願望。」

鄧小平重新執政后，中共向查良鏞發出信息：邀請他回大陸訪問。查良鏞，向中方提出一個要求：想見鄧小平。報告很快送到鄧小平那裏。鄧小平看到報告后，在報告上寫下批示：願意見見查先生。見面時，鄧小平笑口盈盈地說：「對查先生，我也是知名已久了！」一個是著名政治家，

一個是知名政評家，兩個人談起政治，當然不會流於一般的敷衍，政見和才智充分地表露出來。

此次訪問，還得到廖承志的宴請。廖承志說：「查先生的社評寫得不錯，時常有一些獨特的見解，不過有些觀點，我們並不認同。」「是的，大家的看法並不盡相同。」查良鏞加應道。

在新疆天池，查良鏞驚喜地發現幾個維吾爾族的小孩子手裏捧著天山雪蓮－－就是《書劍恩仇錄》中陳家洛采來送給香香公主的那種雪蓮。他興奮莫名，采了兩朵，帶在身邊，帶回香港……

回香港后，查良鏞興緻勃勃地接受了記者的採訪，暢談大陸之行的所見、所聞、所思－－

「訪問大陸回來，我心裏很樂觀，對大陸樂觀，對台灣樂觀，對香港樂觀，也就是對整個中國樂觀！」……

中新社給《明報》開「小灶」，提供電訊稿給《明報》刊用；向來對中共熱嘲冷諷的「哈公專欄」停刊；「反共」的報道和評論大大減少……有人說：查良鏞「轉」了。

查良鏞表示：「我對中共的態度，是同意的支持，不同意的批評，總的來說是支持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

1984年9月，中英草簽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香港從此進入加歸祖國的過渡期，而查良鏞有一段不尋常的、掀起不少驚濤駭浪的歷史也行將開始。

1985年6月，中方委任查良鏞當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草委第一次全體會議，查良鋃登台發言，他以《一國兩制和自由人權》為題，表明了自己的政治宣言。發言完畢，掌聲熱烈。雷潔瓊拉着查良鏞的手，稱讚說：「你的發言好極了！」

怎樣設計未來香港的政制模式，各方各派意見不一，政制方案花樣百出。群雄並起，不分上下，於是促成「武林大會」舉行。查良鏞主持「武林大會」，然而得不到積極的成果。「武林大會」決不出勝負輸贏，查良鏞於是親自為未來香港政制設計藍圖－－草擬新政制協調方案。

第一稿出來，遭到強烈反對。與中文官員「密謀」一番后，查良鏞又連夜趕改方案……「新協調方案」略作修改，便成為政制小組的「主流方案」。

反對查良鏞和「主流方案」的聲音卻鋪天蓋地而來。為了平息風波，查良鏞在《明報》撰寫社評，論述自己的政制觀點。誰知，「社評起風雲」，引發更大的風波。香港有幾十名學生遊行示威，火燒《明報》和經影印放大的社評，指責查良鏞「歪曲事實，斷章取義」。

廣州：12月6日，草委主任擴大會議通過「主流方案」，決定把它原封不動提交給草委全體會議討論。香港：仍然群情洶湧，抗議的浪潮一浪接着一浪。查良鏞：為息眾怒，拋出洋洋洒洒的萬言文章，在《明報》連載12天。

1990年2月27日，鄧小平、楊尚昆、李鵬、萬里接見參加最後一次《基本法》草委會全體會議的成員。當天，《基本法》通過，幾年的政制方案紛爭終於塵埃落定。查良鏞說：「我覺得自己問心無愧！」

在《明報》創刊30周年、查良鏞65歲那年，他下決心淡出江湖。

1989年5月30日，查良鏞卸任《明報》社長職務；1991年3月22日，明報企業掛牌上市，查良鏞的持股量從80％減少為65％。把明報企業推向市場，表明查良鏞逐漸告別《明報》的決心。查良鏞宣佈退休，10多個財團上門來要求購買《明報》。最後，查良鏞卻選擇了一個出較低價錢的智才公司，選擇一個30出頭的年輕人當《明報》掌門人。很多人對此不可理解。

在英國，查良鏞寄寓於牛津大學城，環境清幽，學術空氣濃厚。奔波勞碌了幾十年的查良鏞，終於找到一處像聖地那樣清幽的地方，酬其一貫神馳的牛劍之情。

1992年底，新上任的港督彭定康拋出「政改方案」，引發中英新一輪政治風波，中方彭定康為「香港的千古罪人」。查良鋃對香港將來的政治制度有一貫主張，從來沒有改變過，他忍不住又「重出江湖」，筆戰彭定康……

1993年3月，查良鏞在北京會見了中共中央總書記***。「查先生是久仰了，今日初次想見，我們十分歡迎……你的小說中包含了豐富的歷史知識、地理背景、中國文化傳統、人情風俗等等。」***說。兩人談政論文，話題廣泛。

1993年4月1日，查良鋃宣佈辭去明報企業董事局主席之職。多年來一步步「淡出江湖」的「金大俠」，這次可是一退到底，退得乾乾淨淨。從此，他不再擁有曾給他帶來財富和榮耀的《明報》。

「淡出江湖」的查良鏞，過着平平淡琰、自由自在、無牽無持的生活。除了周遊列國、遊山玩水，更多的時候，他是在家裏讀書、研經、下棋、聽音樂……

但查良鏞並未就此封筆。熟悉他的朋友們說，他將來很可能會寫一兩部歷史小說。（選自冷夏的《金庸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