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六十七章 慈不掌兵

大定賦稅高，主要是內府開支、軍費和官員工資，尤其是軍費，光中央禁軍就有百萬，還不算上各地的廂軍，資金都是由政府供給。為了拿錢養兵，定政府的稅收項目之多，真可以說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了。高額的賦稅會讓下層人民過得很辛苦，一旦碰上收益不佳的年份，百姓就過去下去了，於是民亂爆發，但是這種民亂是很有地域性的，往往僅限於收益不佳的地區。

朝廷在處理起義軍的政策上也是恩威並施，對於義軍首領嚴懲不貸，其他人員會給予安撫，為了緩解社會矛盾，定廷對於災民會採取各種安撫措施，比如收編入軍，還有就是各種福利院以及政府補助，政府還會協調富人搞慈善資助難民。所以這麼一來，大定的起義雖然多，但是分佈很散，規模根本動搖不了國家根本，又很快會被政府軍剿滅，所以才能在這麼緊張的環境下仍然屹立不倒，還能安享盛世繁華。

其次，大定經濟發展比較好，民間比較富裕。真正造反的人（趁火打劫的土匪不算）往往是最底層，最受壓迫的人，但是這種人對統治結構最沒有危險。真正有望成功的起義（也是對統治結構構成危險的階層）往往需要社會中和中下層的參與。只靠最低層的是沒有用的。

馮過便這麼和辛棄疾、宗澤這些主戰派說過，任何一個社會的發展總是需要有一個最底層的受壓迫的階層，如果不是一個族群里產生，就會向其他族群發展。很可惜，大定朝廷總體政策是固本，但不健體。如果大定以族群的生存考慮而向外發展，將國內矛盾和最底層階級外移的話，就一定會富強起來。可惜的是，大定的軍力無法支持國戰，導致國內矛盾越來越嚴重。而後是各種招安平撫，陷入惡性循環中難以收拾。

事實上，大定百五十餘年，從未暴發大規模的民變。初期最大的王小波民變，並未蔓延出川地；前些年的最大規模的方臘民變，也才佔領六個州；最大規模的鐘相、楊么民變，也只是限於洞庭湖一帶；至於其他的民變，均可以說是小打小鬧、旋起旋滅，至於所謂「替天行道」的「梁山聚義」，更只是一小股民變而已。

歸根結底是因為大定建國時間短，矛盾還沒積累到爆發大起義。

比如東漢建立和黃巾大起義中間間隔了一百六十年，這還是因為東漢是在西漢的基礎建立的，並沒有經過大破大立，傳統利益集團依然根深蒂固。

黃巢起義更是在大昌建國二百六十年才發生。

大定之前是經歷了幾百年的五代的亂世，人民十分渴望統一和安定，相對來說立國時間比較短，社會矛盾還沒積累到總爆發的地步。

其次，就是大定實行的重文輕武的國策，確實起到了安定內部的作用。大定優待士大夫，地主士紳階級的力量強大，忠誠度高，不會輕易參與到所謂的農民起義中去。沒有知識分子的加入，農民起義者天然的局限性導致他們沒法擴大成全國性質的起義，逐漸變成了流寇。

農民起義是有明確的綱領和政治目標，以建立政權的形式，反抗當權者，有自己的根據地，有基本政權管理，有健康穩定的稅收。以軍事鬥爭勝利的方式，鞏固和擴大根據地，在人民群眾當中建立起威望，然後開科取士，吸引知識分子的大量進入，成為穩固政權的基礎管理者。

而流寇則是因為吃不上飯而聚集起來的隊伍，他們不一定有改變社會現狀的理想，僅僅是為了獲得餬口的糧食，或者躲避地主的地租和利息，或者是發生了大的災害，被迫起來抗爭。

這些人一旦獲得了糧食，甚至於獲得了錢財，得到了女人，很快就會喪失鬥爭意志，開始尋求起享樂起來。哪怕在敵軍圍困中，也要自我麻痹，幻想着今朝有酒今朝醉。

所以綜合起來看，大定的所謂農民起義其實大部分是流寇，這些農民起義者並沒有改變現狀的想法，也沒有建立根據地和政權的舉措。

再加上難以吸引知識分子的加入進行轉型，導致大定的起義基本上難以做大，甚至因為本朝特有的募兵制度，轉而接受招安。

這也從側面說明，大定實行的重文輕武優待讀書人的國策，確實取到很好的效果，也確實終止了五代兵變頻繁的亂象，這種國策雖然在面對入侵者的時候，嚴重削弱了國家軍隊的戰鬥力，但是在安定內政方面，這個國策確實收到了奇效。

從文臣的角度來講，他們是不希望打仗的。一是文臣們不希望武將通過戰爭得到提拔；二是如果文臣們去領兵，確實不是他們能做到的，沒那個金剛鑽。

再加上動用軍隊確實太耗費錢糧，而封建王朝時期的軍隊紀律非常差勁，甚至禍害民眾比匪徒更厲害。會對當地的經濟社會造成嚴重影響，甚至會讓起義死灰復燃、反覆發作。

而如果選擇使用招安的制度，那麼其效果可以說是立竿見影的。

通過招安，一些沒有成氣候的起義就會在短時間內得到平息，通過招安，反而會搖身一變成為官軍，向自己的「同行」反戈一擊。而朝廷付出的不過是幾個官職幾份俸祿，與大軍開拔相比，性價比是相當高。

而對於這些流寇來說，招安是一條人生上升通道。

正所謂：「要高官，受招安；欲得富，鬚鬍做。」

通過招安，由賊成為了「官」，獲得高官顯爵，對於沒有什麼追求的流寇來說，確實是一條不錯的人生捷徑。

但顯然劉鈐轄不打算這麼做，這，其實也是朝廷默許了的。

一遇民亂便招安，造反成了改變人生的康庄大道，於朝廷卻是加重了負擔，長此以往，委實承認擔不起。認清了此節，便試試換種手段——以殺止亂，讓造反者曉得走上這條路是要掉腦袋的，自然不敢輕易走上這條路。

至於說這其中有無「殺良冒功」，大頭兵的兵餉並不高，一個個都指望着立戰功呢，不奢望陞官發財，賞錢總是有的。

於此，劉光世和宗澤頗有默契，有意忽略了此節。都說慈不掌兵，率兵之道並非簡單的解衣推食，還得給予實實在在的利益，方能樹威立信。

流寇就是流寇，雖說有可能是被裹挾，但也沒少說燒殺搶掠的惡事。做了錯事就得接受應有的懲罰，怨不得人，也怪不得命蹇時乖。路是自己選的，就得有墜入深淵的心理準備。

二人，都是狠人。

「醉卧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在戰場上，葡萄美酒夜光杯都是幻影，殘酷壯烈才是真正的現實。古往今來，哪一場戰爭的代價不是血雨山河，不是白骨累累？更有甚者，是數以萬計的士兵，乃至無辜百姓被坑殺。

白起率領秦軍與趙軍在上黨決戰，秦軍大勝，收四十五萬戰俘，盡數坑殺——「乃挾詐而盡阬殺之」。而這一戰，也讓白起成為了令敵軍聞名喪膽的人物，此後戰役無不所向披靡，更是為秦一統天下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晉國在邲之戰中兵敗楚莊王，在楚臣的建議下，楚莊王阬殺了晉國士兵，築成了京觀，以威懾他國。

官渡之戰，曹操和袁紹決戰，曹操險勝，盡數坑殺了一支袁軍戰俘。

在十六朝的動蕩時期，「阬殺」案例尤其繁多：西晉永嘉四年，石勒擊敗晉軍，在武德「坑降卒萬餘」。晉建興五年，前趙國劉聰為鎮壓平陽貴族，坑殺了一萬五千多人。

王莽篡權之後，曾下詔處理異黨，包括趙明、劉信、翟義、霍鴻等，悉數對其九族進行「阬殺」。更有甚者，他還下令用厚土掩蓋屍體，修築底面積為六丈，高為六尺的「京觀」。之後，在土堆上插上六尺的旗杆，標註「反虜逆賊鯨鯢」字樣，作為對同黨及後來者的威嚇。

拓跋珪率兵攻燕時，近五萬燕軍兵敗被俘。魏王拓跋珪挑選了有才的燕臣后，想對被俘的四五萬燕軍派發衣糧遺還。中部大人王建勸道：「燕國強大，現傾國而來攻打我們，我們僥倖大勝，不如都把這些人活埋掉，燕國就空虛易取了。」拓跋珪聽此言有理，就把近五萬燕兵全部活埋。

大昌貞觀二年，薛仁貴破突厥頡利可汗，建武遣使奉賀，並上封域圖。五年，帝詔廣州司馬長孫師臨瘞隋士戰胔，毀高麗所立京觀。

古語云「殺降不祥」，歷史上的這些殺降者的下場都不是很好，白起最後被秦王迫逼自刎，項羽自殺於垓下，道武帝拓跋珪被兒子殺死，唯獨薛仁貴於七十之年善終。

但，對敵方的仁慈便是對己方的傷害，殺俘固然會導致名聲不佳，在戰場上越能起到威懾作用。為了勝利，為了己方將士少付出生命的代價，做個惡人……又何嘗不可？

半月收復被賊寇侵據的城池，又是大功一件，但賊首張迪逃竄失蹤，實在是猶若魚鯁在喉。

張迪究竟去哪兒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