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魔亂舞

群魔亂舞前線戰局江河日下，為此抓耳撓腮的不過是杉山的參謀本部和永野的軍令部，日本民眾得到的大部分仍然是勝利消息——僅布干維爾海空大捷就有6次——他們對前線日軍的窘境知之甚少，或根本不知。在帝都東京，首相東條正在為一次政治會議殫精竭慮，往來奔波。他授意自己的大弟子、陸軍省軍務局長佐藤賢了起草一份名叫「大東亞共同宣言」的重要文件，因為只有他才最了解東條師父的真實想法。

日本實現政治目標的主要工具是「大東亞共榮圈」，其要旨是「亞洲本着四海之內皆兄弟的精神」在日本的領導下團結起來，由天皇欽定各國的「應有地位」，促進共同「和平與繁榮」。這一政策是1938年11月由第一屆近衛文麿內閣制定的，提出者是時任外務大臣的松岡洋右。

20世紀初，東鄉水軍提督在對馬海峽一戰定乾坤，標誌着亞洲從西方統治下的崛起，黃種人因此有了某種民族自豪感。在太平洋戰爭初期，美、英、荷、澳在遠東的連連潰敗表明，白人並非不可戰勝。日軍摧枯拉朽般的迅猛進攻令黃皮膚的亞洲人興奮、陶醉，他們被當地居民——特別是受過良好教育的社會頂層——尊為「解放英雄」。緬甸人、印尼人、馬來人中的精英分子，都在積極謀划與勝利者結盟。日本人藉機在佔領區宣傳說，這是一場解放戰爭，是一場黃種人為了反對白種人的殖民統治而進行的偉大的「種族戰爭」。只是到後來，當他們發現日本人和先前的歐洲殖民者在種族問題上同樣驕傲自大時，才漸漸與之疏遠進而敵視。

客觀地講，是西方殖民主義和日本在亞洲的侵略共同催生了遠東地區民族主義和反殖民主義的發展。蒂姆·哈潑在《被忘記的軍隊——英屬亞洲的陷落》一書中寫道：「隨着戰爭吞沒了這些東南亞的土地，殖民社會隨之被擊敗了、殺死了、捕獲了。這打破了歐洲控制的神話，改變了本地人看待自身的方式。日本隨之而來的佔領又激發了當地根深蒂固的反抗文化，塑造了戰後要求獨立的民族主義鬥爭。」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承認：「自日本佔領之後，我知道新加坡不願再受外國的統治了。」

1942年9月1日，東條內閣決定成立大東亞省，目的在於對遠東地區政治、經濟、文化實施一元化管理。11月1日，大東亞省正式成立並開始運作，首任大臣是曾任阿部信行內閣大藏大臣和汪精衛最高經濟顧問的青木一男。強烈反對此項設置的外務大臣東鄉茂德憤而辭職，由東條暫時兼任外相。9月17日外相由谷正之接任。1943年4月20日，日本駐南京偽政府大使重光葵回國出任新外相。

1943年5月31日，東條內閣與大本營奏請召開御前會議，討論通過了《大東亞政略指導大綱》，決定給予緬甸和菲律賓獨立地位，馬來亞、蘇門答臘、爪哇、婆羅洲、蘇拉威西等重要資源區依然實行軍事管制。

只有中國例外。雖然困守西南一隅處境尷尬，但蔣介石依然在奮力抗戰，成了讓東京最頭疼的首要問題。相對於軍方的強硬態度，時任南京傀儡政府大使重光葵提出了新觀點。重光認為，共榮圈能否成功建立，取決於中國問題的解決，應該廢除與南京政府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同時提供必要的經濟援助。東條起初是贊成軍方意見的，後來他改變了自己的想法，決定部分採納重光的建議。雖然陸軍高層強烈抗議，最終東條還是耐心說服了他們，「從中國取得原料的最好辦法就是執行重光計劃」。

隨後，東京做出安排，將蘇州、漢口、天津等八市日本租界歸還給南京偽政府，並協調收回了上海英、法租界。因此，重光才被召回東京出任外相。在國會中，重光一再倡導讓整個東亞從軍事佔領下解放出來，給予一定的政治自由。「對日本來說，這意味着採取『睦鄰』政策，改善我國的國際關係。」——這可能正是戰後所有甲級戰犯中，重光僅獲七年有期徒刑的主要原因。

5月5日，東條以視察菲律賓軍管情況的名義訪問馬尼拉，向當地人表達了日本欲讓他們獨立的想法。6日，東條出席了在馬尼拉魯內塔公園舉行的民眾感謝大會，同時發表演說：「切望菲律賓全面協助大東亞戰爭，並以此獲得獨立榮譽。」在7月25日召開的菲律賓首屆國民大會上，獨立準備委員長何塞·勞雷爾被指定為第一任總統候選人。9月30日，應日本政府邀請，勞雷爾率巴爾格斯、阿基諾等主要幕僚前往東京，協商有關獨立事宜。東條根據《菲律賓獨立指導綱要》精神，向勞雷爾一行傳達了日本政府要求菲律賓儘快獨立的「迫切期望」。其實勞雷爾與日本人合作並非完全出於個人意願。前文提到，奎松要求他留下與日本人虛與委蛇，儘可能保護自己人。他犧牲個人的名譽去充當傀儡，暗中保護菲律賓抗日組織，力爭將菲律賓人遭受戰爭荼毒的程度降到最低。

7月初，東條前往新加坡，與未來緬甸的領導人巴莫會晤。留學英國劍橋大學並在法國波爾多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的巴莫是在英國人撤出緬甸前夕越獄脫逃的——也有人說是日軍從監獄里「解救」出來的。巴莫儀錶堂堂，舉止儒雅，頗有「緬甸汪精衛」之風。作為一個真正熱心「共榮圈」的人，他曾在3月18日應日本邀請，率內務長官、財務長官、防衛軍總司令等幕僚前往東京，商洽有關獨立事宜。緬甸人受到了熱情接待。巴莫對東條首相、杉山參謀總長、島田海軍大臣及重光外相等人印象極佳，認為他們是「亞洲爆炸性時代」的真正產物，「有朝氣，果敢，充滿作為『大東亞共榮圈』這個概念基礎的亞洲新意識」。東條給予被佔領國獨立的決心顯得「有驚人的遠見卓識」，「確實極具政治眼光」。

在新加坡，東條給巴莫帶來了自認為會使他高興的消息：日本將把緬甸東部邊境的撣邦大部分地區交還給這個新獨立國家，但其中景棟州與孟板州劃歸泰國。

巴莫的表現出乎東條的預料，他哭喪著臉告訴「恩人」，「把撣族人及其土地肢解，無論是緬甸人還是撣族人，都不會高興的」。東條表示歉意，提出日本已經答應把那兩部分土地給泰國人，作為他們和日本人結盟的報酬。

「但我們也是你們的盟友呀，」巴莫還在積極爭取，「我們也有自己的要求。」

東條試圖不了了之，開玩笑答應「用另外方式報答緬甸」。但是巴莫咄咄逼人，指責日本軍人在緬甸的傲慢和專斷表現，「日軍強烈的物資要求正在不斷折磨著緬甸的民生」。

東條到新加坡不單是為了會見巴莫，他還要和印度那個「不服從運動」的領袖蘇布哈斯·錢德拉·鮑斯見面。儘管甘地和尼赫魯宣傳非暴力主義並拒絕與英國進行任何合作，但在緬甸避難的鮑斯認為，只有武力才能拯救印度，他一直鼓吹和準備發起武裝暴動，因此與甘地和國大黨分道揚鑣。

鮑斯身材高大，很受普通民眾歡迎。他畢業於劍橋大學，具備作為革命家的絕佳口才，他的口號是「給我熱血，給你自由」。他曾按照父親的意願參加英屬印度公務員考試，並以高分被錄取，但他拒絕為殖民政府服務。為了理想，他曾先後投靠納粹德國和日本，最後死在前往蘇聯尋求幫助的航途之中。鮑斯的頭像至今仍懸掛在印度國會議事堂上，與著名的甘地和尼赫魯並列。就連與其理念截然不同的甘地，在得知鮑斯的死訊時也說，「他無疑是一位愛國者，只是誤入了歧途」。

此前，鮑斯在日本支持下在曼谷成立了一個「爭取印度獨立同盟」，後來於1943年10月21日在新加坡成立「自由印度政府」。鮑斯到新加坡不但要覲見東條，還要招募在這裏被日軍俘虜的數千名印度兵，帶領他們打回印度，把英國殖民者趕出去。鮑斯滿懷激情地鼓舞自己的戰士：「1939年，法國對德國宣戰時，德軍只喊一個口號——『到巴黎去！到巴黎去！』1941年12月，當英勇的日軍開始遠征時，他們也只有一個口號——『到新加坡去！到新加坡去！』同志們，『到德里去！到德里去！』就是我們現在的戰鬥口號！」

1943年8月1日10時，隨着日本緬甸方面軍司令官河邊政三中將宣佈撤銷軍事管制，日本駐緬甸行政機關集體撤出。當天上午天氣晴朗，間或有濛濛細雨落下，仰光到處洋溢着節日的歡樂氣氛。11時20分，在政府大廈，建國議會以全體緬甸國民的名義發表了《獨立宣言》，其主要精神是「緬甸作為以大日本帝國為指導者的大東亞共榮圈之一環，將為創建世界新秩序做出貢獻」。與會者一致推舉獨立準備委員會委員長巴莫為國家元首，昂山出任國防部長。

當天下午，巴莫宣讀了一份用緬文書寫的宣言「向美國和英國宣戰」，同時簽署了日緬同盟條約。巴莫告誡國民，自由不只是歡呼和慶祝。「許多人看到了他們以為終生無望的解放的這一天，高興得痛哭流涕，」巴莫說，「但我們知道，不僅有夢想，還有現實。我們既然在這場戰爭中獲得了獨立，就必須用戰爭來保衛它。緬甸在這場戰爭中肯定要站在最前線。」

兩個月後，10月14日，菲律賓宣佈獨立，隨後簽署了《日菲同盟條約》。日軍駐菲律賓最高指揮官黑田重德中將宣佈，即日起撤銷在菲律賓的軍事管制。10月23日，「自由印度臨時政府」宣告成立，鮑斯出任臨時國家元首，次日「自由政府」向美、英宣戰。這兩個「國家」都將應邀參加不久召開的大東亞會議。

10月30日，日本駐南京偽政府大使谷正之與汪精衛簽訂了「日本與中華民國同盟條約」及「附屬議定書」，同時向汪精衛發出了參加大東亞會議的邀請。

11月1日，汪精衛偕周佛海、褚民誼、陳昌祖、周隆庠、薛蓬元等漢奸離開南京，飛往東京出席大東亞會議。

11月5日和6日，東條謀划已久的第一屆大東亞會議——也是最後一屆——在東京國會議事廳召開。參會各「獨立國」代表有：「中華民國」（汪偽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汪兆銘（汪精衛本名），泰國內閣總理鑾披汶·頌堪的特別代表旺·威泰耶康親王，偽滿洲國總理大臣張景惠，菲律賓共和國總統勞雷爾，緬甸國內閣總理大臣巴莫。此外，流亡新加坡的「自由印度臨時政府」主席鮑斯以觀察員身份列席了會議。

印度尼西亞民族運動領導人哈達和蘇加諾並未在受邀之列。1943年6月，東條發佈命令，允許當地人有限參與管理國家。1943年9月，在日本人主持下，爪哇島成立了一個以蘇加諾為主席的「中央協商委員會」，協助日軍進行管理。據佐藤說，東條反對讓印尼獨立，因為日本要靠他們的原料特別是石油跟美、英打仗，印尼人顯然「還未做好管理這些寶物的充分準備」。

此外，法屬印度支那和馬來亞同樣不在受邀之列。法屬印度支那——越南、老撾、柬埔寨雖已被日軍佔領，但仍保留維希法國的殖民統治，直到1945年3月，日本理所當然地懷疑殖民政府已經投靠了戴高樂之後，才將之徹底推翻。馬來亞有很多華人，小規模的共產主義游擊運動在他們當中蓬勃發展，這裏同樣不適合嘗試自治。包括中國香港、新加坡、英屬婆羅洲、澳屬帝汶和已佔領的新幾內亞部分，因戰略位置重要，全部被納入帝國的版圖，置於軍政府的直接統治之下。

「我們歡聚一堂，」巴莫高聲歡呼道，「與其說是不同的民族，倒不如說是包括所有這些國家在內的一個歷史悠久的大家庭的成員。」曾在美國耶魯大學留學並獲博士學位的菲律賓總統勞雷爾提出，泛亞主義是不可抗拒的。「10億東方人，10億大東亞人，」他目光炯炯地在第一次會議前夕舉行的招待會上說，「他們怎麼能受別人的統治，尤其是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受英、美的統治？」

11月5日，東京國會大廈會議大廳的佈置，同與會者的熱情形成了鮮明對比。會議桌鋪上了藍色的純毛嗶嘰，桌子被擺成方馬蹄形，兩旁是三棵盆栽樹。東條作為會議主席，坐在「馬蹄」前端。坐在他右邊的是緬甸、偽滿洲國和汪偽國民政府的代表，左邊是泰國、菲律賓和自由印度的臨時元首。

東條的開場白熱情洋溢。他高聲謳歌正在建設中的「大東亞新秩序」，譴責英、美兩國以和平正義的幌子，企圖使自己對亞洲的殖民統治永久化，鼓吹大東亞各國應該「共存共榮」，緊密合作「完成大東亞戰爭」。最後東條說：「大東亞各國由於不可分割的關係而在各個方面都緊密地結合在一起，這是一個顛撲不破的事實。本人堅信，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任務是要確保大東亞穩定，建設共榮共存的新秩序。」

接下來發言的是汪精衛。他在題為「互相尊重獨立自主，同心協力共存共榮」的演講中指出：「在大東亞戰爭中，我們要勝利；在建設大東亞方面，我們要共榮。東亞各國應該熱愛自己的國家，熱愛鄰邦，熱愛東亞。我們中國的口號是『再興中華，保衛東亞』。」

張景惠偷偷告訴汪精衛：「國家政權只能交給日本，就像將工作交給一個領着微薄薪水但仍熱心工作的人一樣，既省錢，效率又高。」

不是所有人都看好日本戰爭中的前途，泰國總理鑾披汶·頌堪就是最典型的一個。他看到日本已經逐漸喪失了戰爭的主動權，私下裏告訴部下：「哪方在戰爭中失敗，哪方就是我們的敵人。」鑾披汶「拼着總理不幹」，也不參加本次會議。即使東條7月3日親自走訪曼谷，並以犧牲緬甸的利益為代價割讓土地給泰國，即使雙方在7月5日簽署了《日泰共同聲明》，鑾披汶依然拒絕參會。他以身體欠佳為由，派出了旺·威泰耶康親王參會，以至於日本曾考慮「以實力解決」泰國問題——這裏的實力我們不妨理解為武力。旺·威泰耶康親王做了毫無特色的發言之後，偽滿洲國總理張景惠提議，「類似會議最好每年召開一次」。

隨後發言的是勞雷爾，菲律賓人的感情溢於言表：「只要我們緊緊地、堅如磐石地團結在一起，那就再沒什麼力量能阻止或拖延10億東方人獲得自由和不受限制的權利以及締造自己命運的機會。擁有無限智慧的上帝不會拋棄日本，也不會拋棄大東亞各國人民。上帝將會降臨人間，與我們一起流淚，為我們人民的勇氣和英勇行為增添光輝，使我們能夠解放自己，使我們的子孫後代自由昌盛。」

按說上述發言已經夠慷慨激昂的了，但比起最後巴莫的發言，依然稍顯遜色。

「這樣一個時刻所產生的感情怎麼說也不為誇張，」他說，「多年以來，我在緬甸做的是亞洲夢。我的亞洲血液常常向其他亞洲人發出召喚。無論是夢是醒，我都聽見亞洲向她孩子們召喚的聲音。今天，我又聽見亞洲的聲音在召喚，這次卻不是在夢中。我以最深厚的感情傾聽了圍繞這張桌子所發表的演講。所有這些講話都是動人的，值得銘刻心頭的，而我——我可能有些言過其實，如果是這樣，請諸位原諒——我好像從這些發言中聽見了同樣的亞洲的聲音，把她的孩子們召喚到一起。這是亞洲的熱血在召喚。現在並不是用我們頭腦思考的時刻，正是這種熱血思考把我從緬甸帶到了日本！

「僅僅在幾年前，亞洲人民好像生活在另一個世界裏，甚至是生活在被分隔開的彼此疏遠的幾個不同世界裏，互不相識，甚至不想相識。作為家園的亞洲在幾年前是不存在的。那時的亞洲不止一個，而是許多，多得像使她分裂的敵人一樣多，許多地區像影子似的跟着這個或那個敵國。過去，這個現在看來好像是很遙遠的過去，亞洲人民要像今天在這裏聚會，是不可想像的。但是，不可能發生的事今天發生了。它發生的方式超過了最大膽的幻想，超過了我們之中最大膽的夢想者的夢想。

「在我們長期的彷徨之中，把我們從荒野中拯救出來的國家，是東洋的領導者日本。我說今天的會議是具有偉大象徵意義的行動。正如主席閣下所說，我們確實是在正義、平等、互惠的基礎上，在自己活也讓別人活的偉大原則基礎上創造了一個新世界。無論從哪個觀點看，東亞本身就是一個世界。多少世紀以來，我們亞洲人忘記了這個事實，為它付出了巨大代價，其結果是亞洲人丟掉了亞洲。多虧是日本，我們才能又一次得到這個真理並按照它行動，亞洲人當然應該收復亞洲。在這個簡單的真理中寄託著亞洲的命運。

「我們重新發現我們是亞洲人，發現了我們的亞洲熱血，也正是這股熱血將拯救我們，把亞洲歸還給我們。因此讓我們前進，走完我們的路程，讓10億東亞人朝着東亞人將永遠自由繁榮並將最終找到他們歸宿的新世界前進！亞洲人的血液將大家凝聚在一起，共同邁向一個團結和平的新時代！」

對東條來說，這幾小時是他職業生涯最志得意滿的幾小時。他巧妙地操縱着會議進程，慈父般地朝各位代表微笑——他完全被自己創造的泛亞精神陶醉了。

次日下午，鮑斯的發言將會議推向了最高潮：「我認為，在日出之國舉行這次會議並不是偶然的，這絕不是世界第一次為了尋找光明和指導而向東方求教。在這個世界上，曾有人試圖建立新秩序，他們在其他地方正試圖這樣做，但是他們失敗了。對印度說來，除了與英帝國主義做不妥協的鬥爭之外，沒有其他路可走，即使其他國家覺得能與英國妥協，至少對印度人民來說是絕對不可能的。與英國妥協意味着與奴隸制妥協，而我們決心不再向奴隸制妥協。」

因為太過激動，鮑斯哽咽著講不下去了。良久，他才恢復平靜：「但是，我們必須為自己的自由付出代價。在未來的戰爭中，我不知道我們國民軍有多少人能活下來。但對於我們，這是無關緊要的。作為個人，我們是死是活，能否活過戰爭時代，能否活着看到印度取得自由都無關緊要，最要緊的是印度必須取得自由！」

會後，鮑斯要求確認「自由印度政府」的領土，東條準備將安達曼群島、尼科巴群島划給他。鮑斯提出，自己不是想要島嶼，而是想要印度境內的土地。當得知日本正在籌劃對印緬邊界的英帕爾發起進攻，並在奪取該地后將之作為自由政府的根據地時，異常激動的鮑斯強烈要求儘快發起這項作戰，同時承諾自己將親率義勇軍沖在最前面。

會議共進行了兩天——比美、英類似會議效率高多了，因為實質上就是聽一個人說話。各「國」充分交換了意見，痛斥歐美列強對亞洲的剝削和奴役，一致同意接受日本國領導，打贏這場「解放亞洲人民」的「神聖戰爭」。

《日本時報》社論稱，本次會議是「骨肉兄弟激動靈魂的團聚」，是世界歷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會議，「在這裏，我們覺得，所有人都是同胞手足。這不是比喻，他們真的都是同一個母親——亞洲——的兒子。日本人、中國人、泰國人、『滿洲國』人、菲律賓人、緬甸人、印度人——所有亞洲人，都是一母同胞的親兄弟」。

與會代表一致通過了佐藤精心起草的《大東亞共同宣言》，指出：

蓋世界各國各得其所，相倚相扶，共享萬邦共榮之樂，乃是確立世界和平之根本要義。然而，美、英為了本國繁榮，壓迫其他國家和民族，尤其對大東亞進行貪得無厭的侵略與剝削，逞其奴役大東亞的野心，終於從根本上破壞了大東亞的安定，大東亞戰爭的原因就在於此。

大東亞各國必須相互合作完成大東亞戰爭，使大東亞從美、英的桎梏下解放出來，保全其自存自衛，根據下述綱領建設大東亞，以期為確立世界和平做出貢獻。

一、大東亞各國同心協力，確保大東亞的安定，以道義為基礎建設共存共榮的新秩序。

二、大東亞各國相互尊重各自的自主獨立，以實現互助敦睦，確立大東亞的親睦友誼。

三、大東亞各國相互尊重各自的傳統，發揚各民族的創造性，以提高大東亞的文化。

四、大東亞各國在互惠原則下緊密合作，以求發展經濟，增進大東亞的繁榮。

五、大東亞各國敦篤同世界各國的友好交往，消除人種差別，普遍交流文化，進而開放資源，為世界的進步做出貢獻。

可以看出，上述決議不過是抽象空洞的口號，並無任何實質性內容。日本的目的是把各被佔領國家和地區緊緊捆綁在軍國主義的戰車上。為了將戰爭打下去，他們不得不從佔領區攫取財富，藉助發行紙幣廉價收購一切，沒用幾文錢就把當地人的糧食和原料徵購一光。佔領區居民的生活狀況持續惡化，很多地區已經實行了糧食配給。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大東亞會議是一次純粹的政治會議，幾乎未涉及軍事內容，對日軍挽回戰場的頹勢毫無作用。

如果僅僅是東條帶領幾個傀儡召開一次無關緊要的會議，就將本章命名為「大國峰會」，未免太給日本人面子了。就在汪精衛前往東京的同時，重慶國民政府同樣接到了會議邀請。蔣介石已動身前往一個遙遠的國度——在以金字塔著稱的古城開羅，他將與美國總統羅斯福、大英帝國首相丘吉爾舉行一次對我中華意義非凡的重要會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