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1章 丁兒

張迪本是大名府城的閑漢，慣會些欺行霸市的手段。早些年他與南城地頭蛇結了梁子，相約放對，卻是敵對方不過，無奈只得依著諾言退出府城地面，託身潘家做了個「攬納人」。

街面上廝混的潑皮閑漢大多是無牽無掛的亡命之徒，卻也信守承諾，講究義字當先。

那南城地頭蛇喚作石勇，日常只靠放賭為生，異名喚做「石將軍」，只會些不入流的拳腳，但下手狠毒，兼之有一身蠻力，與人放對心狠手辣，傷在其手下的潑皮不在少數，在北京城博下了不小的名氣。這廝做的營生也是上不得枱面的，專在賭坊里放貸，有那輸紅了眼想扳本的賭徒從他手上借利子錢，利息比當鋪的九出十三歸還得高上一分……

武松將這些事細細說了一番，顯然與石勇、張迪之流是相熟的，說不定還有些交情。

這倒算不上「警匪一家親」，警察也好，捕快也罷，維護地方秩序的治安人員對轄區內的不法活躍分子當然得熟悉，甚至還需藉助這些「扛把子」協助約束街面上的小混混。

武松雖然不曾明言，王棣卻也從其話中聽出了些別的東西——

武松顯然與石勇、張迪的關係非比尋常，由此推引，秦縣丞也是與石勇等相識的。恰巧張迪敗走潘店，成了潘家「走狗」，這其中與交好潘氏的秦敏學有沒有瓜葛？武松可是說了句意味深長的活：「那石勇與張迪也算是不打不相識，大水沖壞了龍王廟……」

石、張緣何成了「一家人」？張迪既為潘氏效力，是否說石勇也是為潘氏賣命？再往下細想，城中那最大的「如意賭坊」莫非也是潘氏的產業，而秦敏學究竟扮演了一個什麼角色？

好似有一根若有若無的絲線將這些事串連在一起，潘家、秦敏學、石勇張迪，或者還有武松，這些人是何關係？武松語焉不詳的，是有苦衷還是不甚了了？

這些疑問在王棣腦子裏盤旋不去，主線模糊，牽扯不清。

此次出事的便是張迪。

大宋兩稅按時間分為夏稅和秋稅。夏稅一般徵收絲、棉、絲織品、大小麥和錢幣；秋稅收稻、粟、豆類、草等。

彼時的民戶，按照家庭財產或擁有土地的多少，被政府登記為自耕農或者佃農，按照戶等繳納稅賦，承擔勞役。如果是租種公田(官田)的佃農，那麼他們要負擔超過收成四成的田租，稱為公田之賦。如果是擁有土地的自耕農，則要承擔以兩稅為主的民田之賦。

兩稅本來應在固定地點繳納，但官府經常強迫納稅人把稅物送到指定地點上交，稱為支移。這樣減少了政府的運輸費用，卻增加了百姓的負擔。

各地支移規定不一，如陝西支移曾規定一二等戶支移三百里，三四等戶支移二百里，五等戶支移一百里。不願意支移的，就得支付道里腳錢。起初稅戶為了節省運費，在原地把稅物換成銅錢帶到支移目的地去交稅，可在路上還要為銅錢交過稅。

道里腳錢成為定製后，如今京西路每鬥腳錢高達五十六文，相當於元豐年間的正稅數額。除了支移，官府經常按照自身需要，把應繳納稅物，折換成政府需要之物，稱為折變。

按規定，折變本來應該按照市場平價折算，但官府總是壓低納稅人交的稅物價格，抬高折變目的物的價格。包拯曾經說，淮南兩浙的發運司命令稅戶把小麥按照每斗九十四文折為現錢繳納，比市價高兩倍。如京西路將民戶應納的雜錢和鹽錢折成小麥繳納，小麥市價每斗一百二十文，官府按每斗五十三文折變，多得一倍多的小麥。

在折變操作中，官府官吏不按規定明示操作，而且經常多次折變。比如本應納現錢，官府卻要求折變成絹帛，然後再把絹帛折變成絲綿，再把絲綿折為現錢。這樣一來，官府收到的錢經過三次翻倍，已經是原來的八倍以上。

大宋民戶除了要承擔年收成三成的民田之賦，還要承擔丁口之賦，也就是人頭稅，這項稅不分主客戶，都要繳納。丁錢數額各地不同，從一百文到七百文，米數斗到一石不等。雖然歷代常有減免，但丁錢一直是常態。

此外，大宋還繼承了許多唐五代留下的雜稅，如南唐時傳下來的稅苗加三分供軍用、鹽博綢組、加耗絲綿、戶口鹽錢、耗腳斗面等十四種雜稅，北方的蠶鹽錢，以及牛皮、農具、鞋錢、曲引錢等眾多雜稅。

這種複雜的稅收制度，換來的是豐厚的稅利，豐年一般在一億二千萬貫左右，荒年也有八千萬貫，但卻苦了百姓。

大宋是歷代少有的政府不抑制兼并、放任土地交易的朝代。而官員士紳有着種種特權可以免除賦稅勞役，普通民戶則完全不能。由於不抑制土地兼并，又使得大量的土地很快就被集中到了少數人的手中。這些農民雖然失去了土地，但是政府在徵稅時卻是按照他們曾經擁有土地時的徵稅標準徵收，一大批失去土地的農民本來已經失去了基本的生活基礎，又要繳稅，生活之艱辛可想而知。

對於華夏史上稅賦最高的大宋賦稅制，王棣亦是無力吐槽，事實上，徵收稅賦正是他這個知縣職能所在。

大宋朝的知縣需負責實戶口、征賦稅、均差役之事，這也是三大考核依據。

宋初即將州縣戶口增長作為官吏考核的標準。建隆三年規定：「州

縣官撫育有方，戶口增益者，各准見戶每十分加一分，刺史、縣令各進考一等。其州戶不滿五千，縣戶不滿五百，各准五千五百戶法以為分。若撫養乖方，戶口兼毫，各准增戶法亦減一分，降考一等。」

同樣，督征賦稅也是知縣不可推卸的職責，更是其政績考核的主要內容。

太平興國八年三月詔，「自今諸縣令，佐凡歷三年，收賦稅並得依限齊足者，超資任以大縣；歷二年，違限不足者，降資授以小縣。」

宋政府為集財權於中央，在縣級賦稅徵收方面，要求知縣，縣令負全面責任，縣丞起監督作用，主簿負責征督及賬簿等事，諸職同受知州，通判及監司的監察，即層層監督把關。然後把徵收上來的賦稅，按類上繳府州軍，再由府州軍按相應徵調內容組合，中間多數須經監司，發送上京。

熙寧二年考課知縣、縣令的政績標準中首條提出在任「賦稅及時了辦，不煩追擾；及差役均平」為治事之最。其它如興修水利、勸課農桑、兼領一縣兵政、維持一縣社會治安、懲惡揚善、以德化民、興辦學、安撫水旱流亡及賑濟貧民、平決獄訟亦是考課內容。如此看來，做官絕對是件大難事，*****實難有升遷可能。

秋稅從十月開始徵收，縣衙里自知縣王棣、縣丞秦敏學、縣尉宗澤以下，並押司、錄事史、佐史、孔目、曹司、書吏、令史、主事、都事、知印、虞候、堂吏、勾押、都頭、公人、書手、典庫、吏典、貼司等胥吏凡四十三人悉數出動，分派任務，奔赴二十個鄉鎮坐鎮監督收稅事宜。

王棣作為主官，雖以居中調度為主，卻也跑了不少鄉鎮，勞心勞力，頗覺疲憊。

到得本月初，秋稅徵收基本完成，只剩下不到半成未能收繳。

夏秋兩稅的徵收於朝廷是重中之重，不知有多少地方官員為此焦頭爛額，富足的州縣倒還好，偏遠貧瘠之地便不異於官民間的戰爭，抗稅逃匿甚至鬧出人命官司的屢見不鮮，部分無力繳稅的便成為流民或淪為匪寇。

只有半成未收，相較於往年算是好的，即便是大豐收年，也免不了有拖欠延誤的，更何況今年年景一般。

王棣甚至想過拿出錢來補上這個窟窿，但終究是治標不治本，且是官場大忌。

官員私掏腰包為百姓補交稅賦，其實是有百害而無一利。

首先，這部分百姓固然逃得一年虧空，但未必會感恩戴德，下年怎麼辦？下下年呢？歸根結底，過重的稅額是官府核定的，百姓承擔不了不正是官府的責任嗎？減免稅賦才是真正的愛民如子，假惺惺的為百姓繳納部分稅務所為何來？還不是為了騙取好官聲以求晉陞。

再者，你讓其他官員怎麼想，怎麼做？恩逮於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財取於萬民者，不留其有餘。雖然說大宋恩待百官，但也只是相對其他朝代而言。事實上從五品以下官員俸祿並不高，而朝議大夫以上為正一品至從五品的大官，人數甚少。而且宋朝有一個慣例叫「省陌」，實際發放的俸祿為標準的七成七，並且二分現錢，一分折支。州縣官月俸七八千錢，甚至有四、五千錢者，如不另謀些營生，難以苟闕家口。不上下其手、轉嫁稅賦、欺壓百姓、貪腐敲詐便算好的了，還能指望「俸祿不高」的官員節衣縮食為民解憂？

其實，底層百姓是最容易滿足的，只要凍不傷餓不死，只要還能勞作，即便再辛苦勞累也能堅強的活下去。

徵稅伊始，王棣便告誡屬官胥吏切忌魯莽行事，誰想臨了臨了還是出了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