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三十二章 雲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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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改歷

漢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漢朝自建立以來已經102年了。漢室建立之初，諸事草創，大部分都沿襲了秦朝的製作。曆法則採用了較為貼近的《顓頊歷》。儘管如此，《顓頊歷》對朔、晦的計算亦與實際情況相異。[41]於是時任太史令的司馬遷和大中大夫公孫卿以及壺遂等人向漢武帝進言說：「《顓頊歷》已經不適合現·在的情況了，因該重新定製曆法。」。而御史大夫兒寬恰好懂得經學，漢武帝便命令兒寬去與眾博士商議修改曆法等事情[42]。並於同年，命令公孫卿、壺遂、司馬遷、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人討論定製《漢歷》。[43]

遭受腐刑

漢武帝天漢二年（前99年），武帝想讓李陵為出酒泉擊匈奴右賢王的貳師將軍李廣利護送輜重。李陵謝絕，並自請步兵五千涉單於庭以寡擊眾，武帝讚賞李陵的勇氣並答應了他。[44]然而，李陵行至浚稽山時卻遭遇匈奴單於之兵，路博德援兵不到，匈奴之兵卻越聚越多，糧盡矢絕之後，李陵最終降敵。[45]武帝憤怒，群臣皆聲討李陵的罪過，唯有司馬遷說：「李陵侍奉親人孝敬，與士人有信，一向懷着報國之心。他只領了五千步兵，吸引了匈奴全部的力量，殺敵一萬多，雖然戰敗降敵，其功可以抵過，我看李陵並非真心降敵，他是活下來想找機會回報漢朝的。」[46]然而，隨着公孫敖迎李陵未功，謊報李陵為匈奴練兵以期反擊漢朝之後，武帝族了李陵家[47]，而司馬遷也以「欲沮貳師，為陵遊說」被定為誣罔罪名。誣罔之罪為大不敬之罪，按律當斬。[48]

面對大辟之刑，慕義而死，雖名節可保，然書未成，名未立，這一死如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之死無異。[49]想到文王拘於囚室而推演《周易》，仲尼困厄之時著作《春秋》，屈原放逐才賦有《離騷》，左丘失明乃有《國語》，孫臏遭臏腳之刑后修兵法，呂不韋被貶屬地才有《呂氏春秋》傳世，韓非被囚秦國，作《說難》和《孤憤》，《詩》三百篇，大概都是賢士聖人發泄憤懣而作。[50]終於，在那個「臧獲婢妾猶能引決」的時代，司馬遷毅然選擇了以腐刑贖身死。至此，司馬遷背負着父親窮盡一生也未能完成的理想，面對極刑而無怯色。[51]在堅忍與屈辱中，完成那個屬於太史公的使命。

史記得傳

司馬遷有一個女兒嫁給楊敞。楊敞在漢昭帝劉弗陵時期，曾官至宰相。楊敞有兩個兒子，也就是司馬遷的女兒給楊家生的兩個兒子，大兒子楊忠，小兒子楊惲。楊惲自幼聰穎好學，他的母親把自己珍藏着的並且深愛着的《史記》，拿出來給他閱讀。楊惲初讀此書，便被書中的內容吸引住了，愛不釋手，一字字、一篇篇，非常用心地把它讀完。楊惲成年之後，還把它讀了好幾遍，每讀一遍總是熱淚盈眶，扼腕嘆息。在漢宣帝的時候，楊惲被封為平通侯，這時候他看到當時朝政清明，想到他的外祖父司馬遷這部巨著正是重見天日的時候，於是上書漢宣帝，把《史記》獻了出來，從此天下人得以共讀這部偉大的史著。[52]

主要成就編輯

文史

公元前91年（征和二年），《史記》全書完成。[53]全書130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餘字，包括十二本紀、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十表、八書，對後世的影響極為巨大，被稱為「實錄、信史」，被魯迅先生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列為前「四史」之首，與《資治通鑒》並稱為「史學雙璧」。

思想

司馬遷借老子之口說出了被他改造過和發展了的至治理想。保留了道法自然的內核，有意識地剔除了反映原始社會「小國寡人」和奴隸社會「使民」如何的思想，體現了深得道家精髓的「與時遷移」思想。其核心是天道自然，要旨是人民的足欲。

日月的蝕食及其向南向北的運行，都有一定的速度和周期，這是星象學所要依據的最基本的數據。而星空中的紫宮星垣和東西南北四宮星宿及其所屬的眾多星辰，都是位置不變的，它們的大小程度和相互向的距離也是一定不變的，它們的分佈排列象著着天上五官的位置。這是星象學中作為『經』亦即不變的依據。而水、火、金、木、土星則是上天的五位輔住，它們的出現隱伏也有一定的時間和周期，但其運行速度快慢不均。這是天文學中的『緯』亦即經紫變動的部分。把這些固定的和變動的兩種星象結合起來，就可以預測人事的變化了。」[55]

名言

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縱橫強秦。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貌言華也，聖言實也，苦言葯也，甘言疾也。

高山仰止，景行行之，雖不能至，心嚮往之。

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

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

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

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馬不必騏驥，要之善走。

善者因之，其次利導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

揚雄在《法言》一書中寫道：「太史遷，曰實錄」。「子長多愛，愛奇也。」楊雄是讚揚司馬遷實錄精神的第一人。他提出的實錄與愛奇，為歷人者所贊同，直到現在。

班固是漢代系統評論司馬遷的第一人。《漢書》中有《司馬遷傳》。班固在贊語中說：「自劉向、楊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狀況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說司馬遷「不虛美、不隱惡」，可謂一語中的，世稱其當，後人皆服。司馬遷的「實錄」精神已成為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

唐代

韓愈十分推崇司馬遷的文學才華。他說：「漢朝人莫不能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楊雄之為最。」他認為司馬遷作品的風格是「雄深雅健」。《史記》成為韓愈作文的樣本。

柳宗元認為《史記》文章寫得樸素凝鍊、簡潔利落，無枝蔓之疾；渾然天成、滴水不漏，增一字不容；遣詞造句，煞費苦心，減一字不能宋人贊司馬遷，其著名者為馬存贊司馬遷的壯遊和鄭樵贊司馬遷的五體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