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電視辯論

我與阿維塔和其他朋友、夏蘭斯基的支持者商討了一番，我們決定得繼續施加影響。在1977年6月，向美國公眾提出夏蘭斯基案件的極好機會到來了。由於蘇聯的形象在歐洲共產黨人心目中每況愈下，幾個月前蘇聯當局曾建議在意大利電視上舉行一次辯論，由蘇聯和意大利各出三名代表就人權問題進行辯論。這場辯論的結果證明蘇聯在宣傳上取得了重大成功。他們參加辨論的代表準備充足，論據清晰，說服力強。

蘇聯人對他們的勝利興高采烈，隨後向美國發出類似的挑戰。三位蘇聯辯論者將和三位美國辯論者進行90分鐘的電視辯論，由美國全國廣播公司（ABC）作實況轉播。美國人接受了這一挑戰。我被邀請作為成員，另外兩個參加者是聖母大學校長西奧多赫斯伯格神父，及《華盛頓郵報》前駐莫斯科首席記者羅伯特凱澤。

因為我是美國隊中唯一的律師代表，我的任務是交叉質證蘇聯代表。我迫不及待地要問許許多多問題，特別是關於夏蘭斯基和其他政治犯的問題。可是辯論即將開始時，莫斯科電令蘇聯隊不要參加由我對他們的代表進行質證的辯論。

這個節目是不可能取消的，因為廣告商已經預付了很多錢。我們感到被出賣了。然而，經過一番討價還價，我們達成一個妥協方案，這樣雙方都可以向對手問一些問題，只要不是質證式的問題就行。

辯論由全國廣播公司評論員埃德溫紐曼主持。蘇聯隊最出色的辯論者是金利卡波羅維克，他是記者、劇作家。波羅維克聰明機智，有魅力；另外，他不厭其煩地再三強調自己是個猶太人。（他說：我們最出色的辯論家有好幾個是猶太人。）據我們調查，這是個冷酷無情的人，我們幾乎可以肯定他是個克格勃上校。雖說他是蘇聯隊里最年輕的一個，表面上看起來身份最低，但可以清楚地看出是他在左右一切。我知道，正像他在意大利辯論時那樣，他會強調新聞界的作用。我已做好對付他的準備。

輪到波羅維克發言了。他開始喋喋不休地談論美國報紙是怎麼連篇累牘地刊載失業、犯罪及種族歧視問題。我向他提出第一個問題：

問：波羅維克先生，你提到閱讀美國報紙，請問：一個普通蘇聯公民可以到報攤上自由地買一份當日登有批評蘇聯文章的《紐約時報》嗎？

答：報攤上出售各種各樣的報紙，只是沒有《華盛頓郵報》和《紐約時報》。買這類報紙太貴了

波羅維克開始爭辯說，在美國，共產黨的報紙是買不到的。然而，我向他描述說在哈佛大學廣場可以任意挑選25種之多的共產黨報紙。於是我打開公文箱，把每份報紙都拿出來，大聲地念給他聽這些報紙的名字，他搖著頭表示無法置信。

輪到我正面發言時，我談到對赫爾辛基監督協會的逮捕事件：

這就好像，面對水門事件的指控，前總統尼克遜下令把美國公民自由聯盟的全部理事、《華盛頓郵報》的全體董事會成員都逮捕一樣。如果夏蘭斯基審判是公平的，特別是，鑒於對他指控的罪行中有美國人參與其事，為什麼不允許美國觀察員旁聽審判？

當波羅維克回答時，可以聽到現場聽眾中有人邊哭邊說：這是謊言。說這話的人是阿維塔夏蘭斯基，我邀請她來旁聽辯論，本以為她也許可以會見蘇聯律師，要求他們幫助她丈夫。

波羅維克接着提到美國剝奪本國公民人權的例子，特別提到詹尼哈里斯案。該案中黑人哈里斯在阿拉巴馬州參加監獄騷亂，有一個警衛被殺害。哈里斯後來被判處死刑。

我沒有否認美國有時也侵犯人權，我很爽快地同意，哈里斯案確實提出了令人頭痛的問題。我告訴波羅維克，實際上我還參與了此案的被告辯護工作。我建議蘇美兩國律師和記者共同努力在兩國改善侵犯人權的狀況。

對我們來說，和蘇聯對手的舌戰是一場勝利。我們利用電視這種大眾傳播媒介把夏蘭斯基案帶到美國的千家萬戶。《紐約時報》評論道：

這場辯論的第一輪就已證明它是一場激動人心的抗爭。俄國人在對付赫斯伯格神父提出的人的起碼尊嚴，或德肖維茨教授為蘇聯持不同政見者所做的積極主動辯護時，都無法招架這場轉播精彩地告訴我們這個國家提倡自由概念，也實行自由概念。

威廉巴克利，我在淫穢黃色物品問題上的辯論對手，比《紐約時報》更為捧場：

我建議給羅伯特凱澤、艾倫德肖維茨和西奧多赫斯伯格神父頒發自由獎章。由於美國隊的出色雄辯，蘇聯隊的表現只能說是略遜一籌。

辯論結束后，我們都去華盛頓一家飯店參加招待會。我一直陪着阿維塔夏蘭斯基。第二天的《紐約時報》報道了以下戲劇性的衝突場面：

蘇聯猶太人阿納托利夏蘭斯基被流放的夫人，在招待會上與兩個訪美蘇聯律師發生了衝突。

由艾倫德肖維茨教授引著，夏蘭斯基夫人穿過熙熙攘攘的人群，面對面地走到謝苗吉夫斯教授前

吉夫斯教授問夏蘭斯基夫人娘家姓什麼，他認為她只是夏蘭斯基的女朋友，而不是他妻子。

這時候，蘇聯辯論隊的另一個成員，記者金利克波羅維克注意到《紐約時報》的一位記者正在作筆記。這位教授立刻中斷談話拔腿就走，一邊對夏蘭斯基夫人說，把報紙攪和進來對你丈夫沒有好處。

這也正是我們時刻擔心的問題。新聞媒介對夏蘭斯基的報道越來越多會不會發生逆反作用？會不會反而使克里姆林宮堅持干到底？我們在這個問題上也有爭議，可是最後還是由阿維塔來決定：托利亞的方式就是把一切都公開，去對抗，而不是躲躲閃閃。如果他能在這裏給我們提出意見，他肯定會讓我們儘可能地把他的案子在報紙上公佈。這是他希望之所在。這樣，我們就繼續鼓動新聞媒介和公眾輿論支持我們的努力。

到這時，我們已經能夠猜想到，克格勃的調查工作早已如火如荼地進行着。克格勃傳訊了幾十個證人，包括許多著名的不準離境者和人權活動積極分子，還有一位美國記者羅伯特托恩，他曾在莫斯科一條街上被捕並審訊多日。我們傳話給莫斯科不準離境者基層組織，每個受傳訊的證人一旦獲釋就應回憶傳訊內容並記錄下來。我在托恩回到美國后立即請他回憶審訊內容。了解到向證人訊問的問題后，我們就可以整理匯總出克格勃究竟準備給夏蘭斯基定些什麼罪名。連着幾星期我們對這些問題做了摘要整理。有兩個結論看起來越來越清楚：一是克格勃正在準備以間諜罪和叛國罪對夏蘭斯基起訴；二是克格勃不給證人提供對夏蘭斯基有利證據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