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這傢伙確實不是個好東西」
如果說艱難複雜的案例產生壞的法律，就像奧利佛溫德爾霍爾姆斯曾經說過的，那麼戰爭則製造更惡劣的法律。一些限制人們基本自由，最富危害性的判例就是政府為壓制反戰力量而努力的結果。在內戰期間，林肯總統就中止了人身保護令（WritofhabeasCorpus）；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威爾遜總統下令對大批和平地反對徵兵的人及政治激進派提起公訴；二次大戰期間，羅斯福總統下令把11萬日裔美國人強制關進集中營。越南戰爭的惡劣後果之一是美國人在憲法第一修正案賦予的自由上大步倒退，這個惡果比起越南戰爭本身帶來的慘痛記憶還不堪回首。
我參與了好幾個至關重要的第一修正案審判，這些案子都來源於越南的災難經歷，我自己也得以近距離觀察戰爭對美國言論自由的浩劫。
第一個重大的越戰案例是政府以陰謀罪對本傑明斯波克博士、威廉斯洛安考菲因神父及其他幾個反戰領導人的起訴。我在該案中作為被告斯波克博士的法律顧問，後來給《紐約時報》寫了一篇關於該案的文章。
最著名、最廣為人知的反對越戰案例是以陰謀罪對芝加哥七人進行的公訴。該案的起因是1968年在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期間發生的大遊行示威。該案審理後為被告辯護的主要律師威廉康斯特勒被判藐視法庭罪入獄4年。我是為他上訴的律師團成員。
另一樁重要審判，是對抵制徵兵運動的貝里根兄弟及其他激進派領導人的起訴。我曾應邀為此案被告辯護，但是當其中一位更加好鬥的被告得知我是個猶太復國主義分子后，就辭退了我。
1971年，五角大樓文件被泄露和發表了，它可能是推動美國輿論反對越南戰爭的最重要事件。當《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在法院為繼續發表這些文件的部分內容而訴訟時，阿拉斯加州當選的聯邦參議員麥克格拉威爾正採取更直接的行動他召開參院建設和土地小組委員會夜間緊急會議，在會上把這些文件列為供公眾查閱的正式國會紀錄。這個五角大樓文件格拉威爾版其後由波士頓比肯出版社出版。我後來代理比肯出版社實際上是代理格拉威爾參議員進行訴訟，官司一直打到聯邦最高法院。
越南戰爭帶來的苦澀很快地就在大學校園裏傳播開來。一開始是罷教和抗議活動，很快就演變成對抗和暴力。哈佛大學1969年舉行了罷課，其後這個文弱的校園開始了3年不間斷的動蕩，暴烈的對抗不斷升級。這些不愉快的事件導致學校對許多學生採取開除或留校察看處分。我曾代表過某些學生控告校方。
在斯坦福大學，反戰組織的領袖是一個叫布魯斯富蘭克林的教授，他教授英國文學。他鼓吹直接行動並身體力行。斯坦福大學當局決定剝奪他終身教授的待遇，並把他解僱。這是自暗無天日的麥卡錫主義年代以來，一所全國性的大學頭一回因政治原因解僱終身教授。我受美國公民自由聯盟的委託代理他的訴訟。
最後，由於越南戰爭逐漸結束，美國決定從越南脫身，中央情報局在監督美國撤退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中央情報局負責這一行動的最高級官員之一是弗蘭克斯奈普。斯奈普把他的經歷事無巨細地寫了下來，當然他也小心翼翼地注意不泄露那些仍然保密的情況。他拒絕按照雇傭合同中的規定把手稿在出版前交給中央情報局進行審批。當這本名為《莊嚴時刻》（DecentInterval）的書出版以後，中央情報局對他提起訴訟，該案一直打到聯邦最高法院。在整個訴訟期間，我一直是他的律師之一。
這些越戰案子有很多都被法院判敗訴，駁回關於言論自由的要求。所有的案子都提出了憲法第一修正案賦於人民的權利和所謂戰時國家安全需要之間複雜的矛盾衝突。這些法律問題遠比在色情淫穢物品和裸體浴場爭議中牽涉到的第一修正案憲法權利複雜。此中雙方的利害更為深遠，因為政治言論，如反戰，反對徵兵比色情物品或裸體案件所牽涉到的關於性的言論更接近於憲法第一修正案的實質（雖說兩者之間的界限有時模糊不清）；國家安全的需要，如情報人員或戰爭行動計劃的保密，比起個人私隱權、公民自決權、色情淫穢物品和裸體問題爭議中道德規範牽涉到的利害關係更加重要。所以，對這些戰時第一修正案訴訟的裁決是美國有史以來最困難的判決。它作為對第一修正案賦予人民自由權利的最沉重打擊，是不足為怪了。
本章講的兩個故事都是這種案例：斯坦福大學解僱布魯斯富蘭克林案及中央情報局訴弗蘭克斯奈普案。我選這兩個案例，一是因為它們代表了在最不尋常的情況下牽涉到的最根本的言論自由問題，而這些法律問題並未真正詳盡探討過；另一個原因是我曾為打這兩場官司殫精竭慮。
1964年我開始在哈佛大學法學院執教時，哈佛校園是一個安穩無事的世外桃源。大部分法學院學生對政治不感興趣，缺乏激情。他們穿着整齊體面，看上去十分保守，似乎對自己的俱樂部、體育活動、他們的職業生涯比那些每天發生的激蕩事件更感興趣。
到了20世紀60年代末，這一切全變了。空氣中充滿了騷動不安，特別是對於美國在越戰中日漸升級的介入。1969年4月初，哈佛學生開始罷課，從反對在哈佛設立預備役軍官訓練營大示威開始，很快就擴展到廣泛抗議反對學校支援戰爭的同謀罪上去。激進的學生佔領了大學辦公樓哈佛的主要行政管理中心，隨後被校長南森帕賽召來的警察用警棒驅散。此後哈佛校園就不復從前了。
教室里明顯地充滿了敵意和不信任情緒，暴力威脅，至少是不文明的舉動比比皆是。教員之間分成誓不兩立的兩派，開明大度地探討問題的氣氛已蕩然無存。爭論雙方因政見的不同而分歧日深。哈佛大學已經不是一個舒心學習可心工作的地方。這當然不否認哈佛充滿慷慨激昂的氣氛，這種氣氛令人振奮，令人着迷。每當我回憶起這幾年就想起那些教員會議，在會上討論著對入侵神聖而安靜的大學殿堂的行動是否合理。院長們變成了仲裁者，大學校長們成了警長，教授們成了公訴人和被告辯護律師。
我家裏的電話總是響個不停不是學生被逮捕、開除就是教授在課堂里遭到學生斥罵而無法上課；或是抱怨院長以不合理的規定威脅學生。當我身不由己地捲入這些無窮無盡的風波中，我有時也懷念剛到哈佛時的那種寧謐氣氛，雖說細細品起來有點兒索然無味。
正在這當兒，我得知我已經被推薦去加利福尼亞州帕洛阿爾多的斯坦福大學，參加一個由行為科學高級研究中心主辦的為期1年的學者進修班。與哈佛校園的白熾程度相比，就地點和氣氛來說，沒有一個地方比該研究中心看起來更遙遠了。它位於一座青翠蔥蘢的山坡上，俯瞰著拉古尼塔斯湖。這個斯坦福智囊它有時被人這樣稱呼由一座座鱗次櫛比的小平房組成。每一位前來講學的專家都在其中佔據一間房子，窗外是晴天碧海，配備着秘書和研究助理，可以任你閉門幽思不受干擾。辦公室里不準安電話，辦公室外活動則不被鼓勵，因為建立這樣一個研修班的目的就是為了平心靜氣地反思，坐下來研究、寫作，進行學術交流。每年都從一大批推薦來的候選人中選出40人。1971至1972級研修班中包括不少著名學者，如精神分析學家布魯諾貝特海默，社會學家南森格萊澤，哲學家羅伯特諾齊克，心理學家加德納林齊，教育家勞倫斯克賴明，還有政治策略家麥克爾瓦爾澤。一般來說，每年都選一位法學教授參加，我有幸被選中，自然高興萬分。我期待着那沒有電話吵鬧、學生紛擾和客戶上門的清靜時光，一心做學問，間或打打排球（這是研修學者通常的消遣方式）。
1971年9月初一個星期天晚上，我來到帕洛阿爾多。我睡覺時沒有給鬧鐘上弦，因為第二天不必早起，這是我帶薪休假的一種享受。可是早晨7點半我被電話鈴聲吵醒。電話那邊傳來刺耳的聲音，一點兒也不像我想像中的加利福尼亞人的柔聲細語。這人聲稱：我得和你談談富蘭克林的案子。在清晨這樣一個美好時刻，我不想和任何人討論案子。難道我無權不理睬那些誇大其詞地聲稱對方枉法的申訴人嗎？哪怕只是1年也好。而且再也沒有比帕洛阿爾多小丘更好的地方，可以假裝這世上一切都很好。
什麼案子？布魯斯富蘭克林是誰？他受到什麼指控？我問。我只是模糊地對這名字有一點兒印象，但就像每天在新聞報道中出現的城市和人名一樣，什麼芝加哥7人案、廣東城9人案等，早已成了日常生活用語中的一部分。我一聽到有關印第安納波利斯500人案時，腦海里立即湧現重大陰謀，而絕不會是一場汽車大賽。
你是說你不知道富蘭克林案嗎？他是斯坦福的英國文學教授，有終身聘約，而他被解僱了。我們需要幫助，列奧納德波丹說你可能願意幫助我們，所以我們就立即給你打電話。
確實，他們一分鐘也沒耽誤。我甚至還沒去過我的新辦公室呢。我對她解釋道，這是我的休假年，我無意參與此事。你何不給斯坦福大學法學院的教授打電話，我滿懷期望地建議，並告訴他，這些教授中有不少人在民權和學術自由領域中十分活躍，在美國相當有名氣。
打電話的人她聲稱自己是斯坦福大學教員政治行動小組成員笑了起來，他們是我們的敵人。我們從法學院得不到幫助。萊曼校長把他們都抓在手心裏了，那些站在我們一邊的年輕教師也不敢說話。
那你讓富蘭克林的律師給我打電話吧，我建議道，希望就此了結此事，我倒是願意和他討論這裏面的法律問題。
這正是問題之所在，她回答說，富蘭克林沒有律師。他以前有個律師，可現在他錢花光了。學校也不肯用公費為他請一個。他想找一個法學院的教授來助一臂之力，可就是沒人肯自願出來。
我告訴她，我不相信像斯坦福這樣的大學會不給一個終身教授任何辯解的機會就解僱他。至少法學院的教員中應該有人主動出來給他當顧問，提供諮詢意見。
她答道：你真是初來乍到。過幾天你對富蘭克林案件就一點也不會大驚小怪了。
我同意在吃午飯時與她及另外兩個小組成員見面。只是我再次聲明，除見面之外，其他什麼事情也別指望我。
富蘭克林案件第二天又在談話中出現了。我偶爾碰上一個新鄰居，這人在斯坦福大學法學院任教，我5年前在斯坦福大學法學院暑期任教時與他曾是同事。我向他打聽這個案子。
你得明白，這不是一件民權案，它也不牽涉到學術自由問題。這個人不是個好東西，他在山裏訓練墨西哥非法移民使用武器。他是一個叫作必勝組織的頭兒，專門在校園裏搞炸彈爆炸。幾星期前他們就在附近扔了一顆炸彈。他指著不遠處，就在教員貧民窟附近。
教員貧民窟是指校園內教職員工住的一所所漂亮小樓，建造在斯坦福大學信託基金會長期租賃給他們的土地上。富蘭克林已經把這兒變成了一座叢莽，他也在課堂里進行政治宣傳，我的朋友繼續說道，你知道把他的麥爾維爾和霍桑的文學課程叫作什麼嗎？他不等我猜，就自問自答道：叫作毛爾維爾和胡桑。他不是教授，他是政治煽動者，是個恐怖分子。
不過，你說的顯然跟給我打電話的女人講的不一樣，我說，如果能證明他幹了這些事情，尤其是那些暴力活動的話，解僱他就沒話可講了。
對他的指責不完全是這些事情，我的朋友有點兒歉疚地說，他干任何暴力行動時都小心翼翼，不讓人當場拿獲。他在校園裏暗中活動，用對講機向小孩子和當地墨西哥移民下命令，而暴力行動發生時他總不在現場。但我們終於抓住了他的把柄。他發表了幾次煽動暴力的演說，我們有證據。他還企圖在亨利卡伯特洛奇在丁克斯派爾堂演講時起鬨搗亂，阻撓洛奇大使演說。
這麼說，這是一個言論自由的案子了，我反駁道，對他唯一真正的指控都與他發表的言論或叫嚷有關。
是的，這位斯坦福大學教授承認，如果你用孤立的眼光來看待這案子的話。
那麼關於他請律師的問題呢？我問。
我的朋友回答說，他不要律師，他想自己為自己辯護，這樣他就可以在聽審時發表政治演講。如果他想要律師的話，不費吹灰之力就會有許多人來為他辯護。
幾天後，當布魯斯富蘭克林打電話給我，問我是否願意在聽審時作為他的律師，這着實叫我吃了一驚。他告訴我，他確實要進行一場政治辯護，但他也想要一位律師在憲法第一修正案和其他法律問題上出謀劃策。
我告訴他，我現在在研究中心的訪問學者身份不允許我擔任他的律師。他對此表示理解，可他問我是否願意跟他見一次面，談談找律師的問題，只談一個小時。
我跟喬爾克萊恩一起去見他。喬爾那時剛從哈佛法學院畢業，在中心擔任我的研究助理，為期1年，現在是一位華盛頓小有名氣的律師。我們花了半小時在帕洛阿爾多城中下層人士居住的平房區，一條陰暗沉悶的街區尋找富蘭克林的住所。（後來我們得知，他的住所沒有地址牌，因為鄰居經常故意對他滋事攪擾。）
我們終於找到他的住處，按電鈴時可以聽到許多把門鎖打開的咔嚓咔嚓聲響。富蘭克林出現在門口，他穿着一件藍色工裝襯衫，用懷疑的目光四下打量，然後叫我們進來，隨即把門鎖上。
他用典型的黑人腔調說誰也不知道什麼時候那些豬玀們又會破門而入。幾個星期前這兒發生過一場槍戰。
我們談了約15分鐘。他用錄音機放了幾段他演講的錄音，這些內容被當作向他起訴的根據。我們簡短地討論了一下這些言論是否能受到憲法第一修正案言論自由的保護。然後，他又問我是否願意接受他的委託，做他的律師。我則再次強調說不行。
當我告辭時，他遞給我兩本書一本是《毛主席語錄》，那本著名的小紅書，另一本是《林彪著作選讀》。他說，這兩本書應收費若干美元。他見我把這兩本書還給他，又說，可以免費贈送，以代替律師費。
克萊恩開車送我回家。我後來聽說，他又返回富蘭克林的住所繼續討論如何幫他找律師的問題。經過一番取捨后，克萊恩同意幫助富蘭克林準備在委員會聽證時的發言稿及書面辯護詞，儘管克倫那時尚未取得律師執照。這恐怕是富蘭克林在斯坦福大學對他起訴中能夠找到的並且心甘情願地為他辯護的最好律師了。
我開始在中心從事研究，情形正像來以前人們對我說的那樣。我的小屋旁邊住着布魯諾貝特海默，他是弗洛伊德最得意的門生，曾經用精神分析法對性情孤僻的兒童進行治療，使這門學科產生飛躍，他撰述的幾篇論文在這個領域裏被奉為經典。他在中心講學1年期間潛心撰述一本關於情緒受到波動的兒童的專著，後來以《心靈之家》為書名出版。因為我在對神經不健全者進行醫療監護的法律問題方面寫了不少文章，我們經常就彼此的研究著述交換心得。布魯諾和他迷人的夫人走到哪裏就帶去一種戰前維也納的派頭差不多每天下午四時貝特海默太太都會來到布魯諾的小屋，隨身帶着用銀餐具裝着的午後茶和多種蛋糕烤餅。我經常受到邀請參加他們的飲宴，一起回憶流逝的時光。
我那時正着手寫一篇關於英美法律中預防性拘留法理淵源的論文，所謂預防性拘留是指因為預測到可能的犯罪行為而予以監禁。我每天去我的小屋，瞧著窗外的景色，讀幾小時書，與我的助手交換意見，與我的同事們一起去吃午飯，然後打幾場排球（一般都是由社會科學工作者與真正的科學工作者各為一方進行比賽），最後坐下來寫作。這以後我去附近的聖克魯茲海濱，或回家在游泳池裏游泳。這種悠閑的生活節奏使我的研究寫作極富成效。
但是我卻不能完全置身於富蘭克林案件之外。布魯斯有時會來中心找我；他的支持者有時會在我家等我，一些與此無關的人從全國各地給我寫信、打電話，認為解僱富蘭克林這件事可能會危及學術自由。報紙上每天都報道該案，雙方的調門越來越尖銳，日益走向極端。
布魯斯富蘭克林已經實實在在地打破了斯坦福大學的寧謐氣氛。在所有行政人員和大部分教員眼中，他已經成為斯坦福困難年代的象徵，正像斯坦福和其他大學在20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所經歷的那樣。與大部分恬靜生活般的大學一樣，斯坦福大學對這一時期出現的激進觀點毫無準備，因為這種浪潮在這所全美最漂亮，有着精心維護的草坪和隨風拂盪的棕櫚的校園裏毫無歷史淵源。斯坦福被稱作西部的哈佛，早已是富裕的加利福尼亞保守主義的象徵。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它一直是種族主義的頑固堡壘，現在已經打開禁錮，從全國各地，特別是從那些常春藤名牌大學中招募了一大批出類拔萃的教授。為了穩定教員隊伍，斯坦福提供無以比擬的物質條件，如在環境優美的校園無償使用土地和對住房進行補貼。正因為有這種舒適圓滿的安排，教員從個人角度和作為專業人員兩方面來說和學校榮辱相關。斯坦福大學一發生針對學校的抗議活動、遊行示威或破壞搗亂，他們就會感到這是針對他們自身的，對很多住在校內的資深教授則更是如此。
在1967年和1971年間，斯坦福校園裏經歷了一場浩劫，有一位教授形容它有點兒像在暴政下的年月。破壞性的搗毀造成了25萬美元的損失，縱火事件燒毀了無法重新獲得的文件，燃燒彈和子彈破壞了教職員工安寧靜謐的天堂。校園裏的激進革命者布魯斯富蘭克林的幽靈無所不在。他被認為是暴力活動的策劃者，雖說每次犯罪的現場都沒有人看到他。照惡魔的理論，他是撒旦的投胎轉世，和斯坦福校園格格不入。
我完全反對布魯斯富蘭克林的政治活動，也不同意他的方式。作為個人，我也不喜歡他，儘管我們的出身相同，年紀相仿，都出生在紐約布魯克林中下層家庭。他和我一樣，是家裏第一個從大學畢業的人。他在阿姆赫斯特大學上學時參加了後備役軍官培訓班，其後被徵召到空軍；在戰略空軍司令部幹了3年，是空軍中隊的傑出軍官。（布魯斯一邊駕駛一架載有核武器的飛機，一邊閱讀毛澤東和斯大林著作，這兩種不協調的情景有時還在我的想像之中浮現。）照着這個路子，他在斯坦福念完研究生，並得到英國語言文學博士學位，受聘留校當了助教。那時他的政治觀點是自由派的，充滿民主思想，他是阿德萊史蒂文森和林登約翰遜的支持者。
像許多自由派專家學者一樣，越南戰爭使他的觀點變得激進起來，這種激進的思想由於他在巴黎待了1年，受到一些越共知識分子的影響而愈加堅定，回到斯坦福后，他成了一名老練成熟、一心要搞武裝鬥爭的革命分子。他妻子簡同他思想一樣狂飆突進，他們創立了一個叫作半島紅衛兵的組織，它們後來又與一個激進墨西哥移民組織的分支，一個叫作棕色貝雷帽的派別合併，成為必勝組織。必勝是一個主張暴力的激進革命組織。它的正式宣言鼓吹武裝鬥爭，並且要求其成員隨身攜帶武器（最好是M1自動步槍）。
富蘭克林竭力否認他個人曾在任何情況下參與了暴力活動，但他以在必勝組織中擔任中央委員會委員、持有好幾件武器而自豪。他在該革命組織中的作用，實際上是決策領導作用，使大學的同事們既懼怕又鄙視他，因為斯坦福大學是該組織最喜歡攻擊的目標之一。
隨着越戰逐步升級，富蘭克林的活動也隨之升級。當亨利卡波特洛奇在1971年1月到斯坦福來演說時，他的演說不斷被豬玀、戰犯的喊叫打斷，最後完全淹沒在有節奏而持續的呼喊和鼓掌聲中。後來，洛奇大使的講演計劃不得不取消（就像幾年前他在哈佛大學一次類似的講演被迫取消一樣）。富蘭克林明明中叫囂不斷，卻否認他是用持續鼓掌叫嚷迫使講演提前結束的策劃者之一。
這次事件后，富蘭克林收到斯坦福大學校長理查德萊曼的信，通知他，學校決定給他留職3個月不發工資的處分。富蘭克林給萊曼校長寫了封回信，信是這樣開頭的：
致：
利蘭斯坦福財產託管董事會指定的首席代理人；盜竊這片土地巧取豪奪建築鐵路勞工血汗家族的繼承人們；發戰爭財的倒爺們；及美利堅帝國的統治者們
該信結尾署名為：
阮文追精神不死／權利屬於人民／布魯斯富蘭克林／必勝中央委員會
（阮文追是一個越共游擊隊員，他曾在西貢企圖暗殺甘迺迪政府的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未遂。）
幾星期後，富蘭克林在一次反戰集會上講演，矛頭指向斯坦福大學計算機技術中心，該中心參與越戰中的一些武器技術研製工作。他的講話包括如下內容：我們應該為人民作出一點小小的姿態，即我們應去關閉那些與戰爭機器最有關係的東西，例如計算機中心，依我看這是個好目標，即使這樣做會給我們自己帶來不便也在所不惜。
隨着現在就動手的喊叫，一些聽眾就朝計算機中心進發，並且動手關閉了該中心，造成了一些損失。富蘭克林自己並未參與這一行動，他在一個安全而又隱蔽的距離之外注視着這一切。警察後來把所有人趕出計算機中心，並且命令示威群眾解散。
那天晚上，校園裏又舉行了集會，富蘭克林在結束時發表了講演。在演說中他鼓吹人民戰爭方式。人們對於他是否解釋了這句話的實際意義有些爭議。他聲明，他告訴示威者人民戰爭意味着，學生們應該回到宿捨去，把人分成小組，和他們談心，或在一起玩橄欖球，或幹些其他事情，總而言之拖得越晚越好。
富蘭克林講話後幾小時發生了更多的暴力行動，許多學生受了重傷。
第二天，萊曼校長宣佈，富蘭克林教授將被解僱，剝奪終生教授待遇，因為他明顯地嚴重失職，對大學和大學社區造成極大的破壞。
富蘭克林要求學校當局舉行一次正式聽證會以給他申辯的機會，由7名正教授擔任的顧問委員會來審查對他的指責，並提出適當的制裁意見。可是，找出7個對富蘭克林不抱成見的教授談何容易，大部分教授都不齒於他。
在我看來，布魯斯富蘭克林表面上看起來風度翩翩，實際上他是一個心胸偏狹隘走極端的人，在他眼裏這個世界只能黑白分明地分成善惡雙方。一切資本主義或美國的東西都是假惡丑的。他不承認美國社會制度有任何可取之處，甚至不承認美國憲法保障人權的優點，而他恰恰是依靠憲法賦予他的權利來為自己辯護的。
有個偶發事件或許可以勾勒出富蘭克林政治思想的輪廓。有一天富蘭克林上門來找我，要求我把林彪的那本書退還給他。林彪已經正式倒台了，我受到指示要收回並銷毀所有林彪的書。
我哈哈一笑，說我可不想參加什麼焚書活動。這本書現在已經屬於我所有，我倒是想把它收藏起來。我開玩笑說，如果他能夠把所有林彪的書都追繳回來，我這一本沒準哪一天就成了收藏家的珍本。
布魯斯可不覺得有什麼好笑的：我必須收回這本書！他口氣十分堅決。
很抱歉，我用同樣強硬的口氣回答，你不能收回我的書！
布魯斯口氣變得蠻橫起來：我會把它弄回來的，就是從你手裏奪回來也在所不惜。
在這種情況下，為了避免和他衝突，我就對他說，我已經找不到這本書，它大概早就被我扔掉了。他看起來對這個回答還算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