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滔天罪行

現在是政府因它在羅斯納案中的錯誤而受審的時候了，被告是肖、斯庫匹塔、莫維洛、薩戈爾和魯齊。作為羅斯納的律師，我將扮演公訴人的角色。審判討論的內容是羅斯納能否繼續自由在外，這次審判同時也影響到紐約南區聯邦檢察官辦公室的聲譽。

法庭里擠滿報社人員和電視記者。因為法庭嚴禁攝影拍照，旁聽席第一排上坐滿電視台的畫家準備速寫。

在1974年7月1日上午《紐約時報》登載了一篇米隆法布寫的頭版文章，搶在前頭告訴公眾他們從這場審判中能了解到什麼：

一個稀奇古怪的故事將大白於天下，這裏面有政府官員掩蓋活動的指控，也有由一位中央情報局前工作人員進行的有爭議測謊檢查。

羅斯納先生希望在這次聽證會上推翻對他的有罪認定，與此有關的利害都在朝對他有利的方向發展，他的收穫會超出他的期望

實際上，羅斯納先生和他的律師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艾倫德肖維茨正在努力把政府置於被告席上，為他們在羅斯納案中赤裸裸的違法行為受審。

按鮑曼法官嚴格規定，聽證會在上午10點準時開始。我們在10點零2分傳喚第一個證人警察局偵探羅伯特魯齊。

他由一小隊聯邦保安人員簇擁著從證人待的房間里走出來，這是公眾第一次親眼看見他的真面目。連《生活》雜誌在登載關於他的照片時都把他的臉遮住，以防有人暗殺。

魯齊剛在證人席就座，電視台的畫家就急切地開始速寫。這張速寫上畫的是個長得像個小天使般的青年，約30來歲，看起來善良誠實，又帶着一臉愁容。他身高一般，體重正在朝着超重的範圍發展，魯齊這人一點也看不出是個兇悍奸詐巡遊街頭的探捕。他穿着一件淺灰色運動夾克，裏面是件人造纖維襯衫，脖領敞開。很明顯檢察官已預先告誡他不要穿那些惹眼的昂貴服裝，把那些金光閃閃的首飾也摘下來留在家裏。我向他提出第一個問題時，他很不自然地朝我笑着。

魯齊先生，請告訴我你當警察有多長時間了？

他回答起來帶着一種尖利且挑釁的調門，彷彿是在向我示意，別想從我這兒找便宜：我大約幹了13年了。

在我曆數他的樁樁罪惡、揭露他的醜惡歷史時，他一直氣勢洶洶毫不示弱15次從販毒嫌疑犯手裏繳獲現款；近1000次向有吸毒癮的告密者非法分發收繳來的海洛英以便他們再度出售；幾百次從當場捕獲的毒品販子手中勒索現金或海洛英作為允許他們繼續乾的代價；數量巨大的海洛英通過他分給不吸毒的毒品販子，然後再賣給癮君子；向黑社會犯罪集團成員出賣關於警察正在辦的案子的內部情報，包括竊聽電話的內容，以便向被調查被竊聽的對象敲詐勒索；從一個刑事被告辯護律師那裏接受賄賂，然後按照他要求的口徑在法庭作證（魯齊竭力否認他改變證詞是因為受賄。他聲稱，給他錢是因為我這樣做就不會因替那個律師的委託人說好話而惹下作偽證的嫌疑）；在離法官只有幾英尺之遙的地方向一位副檢察官行賄，企圖為一個被告求情降低保釋金數額；因為派了幾個強壯的武裝人員去保護一家餐館而收受老闆的錢；幾次三番地欺騙偽造和偷漏聯邦和州所得稅應繳數額；他在警察生涯中犯下無數次作偽證、撒謊欺騙行徑，最近一次就在上個星期。（我沒辦法訊問他那件在布朗克斯陰謀擦抹竊聽錄音帶和作偽證的罪行，因為我不確切了解此事，政府直到此次聽證開始時仍拒絕透露這些罪行。）

魯齊在被問及這些五花八門的犯罪活動時，態度越來越強硬，毫無悔過之意，他再三試圖粉飾美化他的罪惡，說這全出於愛護別人之心，也是他在紐約這個虎口狼牙之地出生入死所必不可少的手段。

鮑曼法官對他這種說法似乎不甚同情。有一次他說：不管偵探魯齊以前幹什麼和現在正在幹些什麼，都是自作自受，他自己要這麼乾的。偵探魯齊的討論到此結束。

魯齊被帶上法庭，他被認定有罪。毫無疑問他是紐約市有史以來最腐敗墮落的警察之一。同樣清楚的是，他撒起謊來如此流利，他的可信性幾乎不存在。這個榮耀的城市王子在審判后成了一隻癩蛤蟆。

可是魯齊並不是這個犯罪集團中唯一成員。其他執法人員也有兩面派行為，缺乏坦誠正直的品質，當然還有更惡劣的。可尊敬的紐約南區聯邦地區檢察官辦公室成員的不檢點行為也應該予以揭露，加以譴責。

為了保證羅斯納能夠獲得一次新的審判機會，我們就必須證明不僅僅是魯齊一個人扯謊欺騙，而且聯邦政府也對某些偵探的違法行為負有責任。我們在這個階段的質證工作就更加微妙了我們現在正是對鮑曼法官曾經工作過並引以為榮的那個聯邦檢察官辦公室的誠信進行質詢。這些工作人員之中有一個人的行為將受到盤問，這個人就是羅伯特莫維洛，他像鮑曼一樣曾主管過檢察官辦公室刑事犯罪部門。我們知道這回是一場硬仗。

很多辯護律師遇到要與檢察官發生正面衝突，必須對檢察官是否誠實公正進行挑戰的案子都知難而退，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政府的律師（檢察官）對辯護律師的日常生活有很大影響力，對他委託人的命運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因為解決刑事案件的主要方法是通過庭外協商，辯護律師總是需要與公訴方面討價還價，而檢察官則有權表示同意或不同意。在某些行政區域內公訴人可以向法庭提出判刑建議，法官很重視並採用這些建議。

就更私人的層面看，檢察官可以在許多方面給辯護律師方便，或叫他吃不了兜著走。這些事雖小，卻很重要，如同意合作或不繼續合作；在律師閱卷時提供方便或從中作梗；對一些技術性要求採取變通方法或是鐵面無私；在委託人請律師時幫助推薦還是暗中使壞；還有在小事上採取順水推舟給人方便的態度，還是處處找碴，極盡刁難之能事。

許多檢察官在使用他們的權力時毫不躊躇猶豫，指望以後能從辯護律師處得到回報。我並不是說以上作法有何不妥之處，儘管這麼做時常有離譜的可能，我只是說與檢察官辦公室保持良好的關係是多麼重要。

很多檢察官有心與辯護律師在法庭上一分高下，只要問題限於被告是否有罪的範圍之內。可是只要問題牽涉到檢察官本人是否公正誠實，辯護律師與檢察官被告之間就很難保持良好的個人或工作關係了。所以大部分辯護律師在委託人需要他們直接攻擊檢察官的案子中都退避三舍。最好的情況，他們也只是把矛頭對準政府，以造成不針對任何個人的印象。

在本案中把我的進攻矛頭對準某一位檢察官是必不可少的，不管我是否因此得罪了人。我早就聽說莫維洛的脾氣極壞。我曾經在法庭外親眼看見他聲嘶力竭呵斥一個說他健忘的辯護律師：你這個婊子養的。你等著瞧吧，有你好受的！你再也別想跟我們打交道了！對於一個在紐約南區這塊地盤上執業的律師來說，這些話不啻是一份吊銷營業執照的命令，一份破產聲明：地區檢察官辦公室刑事犯罪部門莫維洛是個部門的主管將不會跟這個律師進行庭外協商或私下交易了。魯齊先生：鮑勃莫維洛跟你可大不一樣，他不是坐在那裏心平氣和地向我解釋他神情十分激動，一會兒蹦起來，一會兒又坐下。

法庭：所有熟悉本法庭的人差不多都能發表關於莫維洛先生會怎麼表現的司法意見。

當然，沒有一個檢察官會喜歡受傳喚出庭作證，被人追根刨底地盤詢他是否知道魯齊犯有其他罪惡，他什麼時候知道的，為什麼他沒有將此事公之於眾。不管怎麼說，這是水門事件的最後一個夏天，正當我們舉行聽證時，一位美國總統正因他在一件醜聞中參與掩蓋活動而行將被迫辭職。在這場事件中，許許多多律師的聲譽都受到玷污，其中許多人過去曾是或現在就是檢察官。鮑曼法官反覆地把他主持的聽證與在華盛頓進行的聽證加以類推。

我決心接受委託在紐約南區進行挑戰並不是因為我比別的律師更有勇氣。我只是，或至少我以為我這麼做比別人失去的少。作為一個有終身聘約的教授，在另外一個城市兼職做律師，我並不像其他執業律師那樣依賴與當地檢察官的關係。我一般也不進行庭外交易或鼓動委託人通過庭外協商換取減刑。我主要是依據委託人的憲法權利進行訴訟。我認為自己相對來說比較保險，因為對我進行報復打擊的可能性較少，因此我就有額外的義務去向違法亂紀的檢察官進行挑戰。另外，作為一個教授法律道德規範的人，我對許多法院、紀律檢查委員會在衡量檢察官和律師的行為時實行雙重標準感到萬分震驚。極少有檢察官因他們工作時過分熱情而受到紀律處分，哪怕是批評也難得有。可是我很快就了解到，辯護律師由於過分熱情地為委託人辯護而受到吊銷執照的威脅。

正因為這些原因，我一直很願意挺身而出對檢察員和法官的行為提出異議。確實這也成了我進行憲法實踐內容的一部分。可是羅斯納案是我第一次直接向聯邦檢察官辦公室是否公允誠實提出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