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我想看見每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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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我想看見每一個人

三十歲生日那天,我恰好在倫敦。規劃的行程,是去大英博物館打發一整天。

大英博物館的主展廳不定期會有展覽,那一天的展覽名叫「livinganddying」:長長的展台,鋪滿了各種藥丸和醫療器械,每一列都隸屬於最下面標註出的一個個主人公——這裡陳列著已逝去的人們自認為生命最美好、最痛苦時刻的照片,以及,他最後時刻的面容。

看著這一張張面孔,我突然想起重病八年、已經離世的父親,他恰是在三十歲那年有了我這個兒子的。

我當時來來回回地閱讀這展覽上的每張照片,每段人生,忍不住揣想,當時的父親應該也和三十歲的我一樣,已經度過了人生的懵懂期。世界已經幫他剔除掉天真的虛妄,歲月也悄悄開始把他的臉捏出摺痕,當時的他應該已經和真實的世界迎面撞上。他是否已經找到辦法和自己身上的慾望講和?他如何理解這個朝他的人生撲面而來的新生命?後來的命運如何潛伏在父親周圍,然後一點點把他最終捕獲……我才發覺,我其實不認識父親,即使我們是彼此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嚴格來說,我只是知道他的人生,只是知道他作為父親這一角色在我的生活中參與的故事,我沒有真正地看見並理解他。

而認識到這一點,讓我異常難受。

我常對朋友說,理解是對他人最大的善舉。當你坐在一個人面前,聽他開口說話,看得到各種複雜、精密的境況和命運,如何最終雕刻出這樣的性格、思想、做法、長相,這才是理解。而有了這樣的眼睛,你才算真正「看見」那個人,也才會發覺,這世界最美的風景,是一個個活出各自模樣和體系的人。

顯然,我沒能「看見」我的父親,也已經來不及這樣去看父親了,他已從我的生活中退場。我開始擔心,自己會以這樣的方式,錯過更多的人。這惶恐,猶如一種根本的意識,就這麼植入了內心。

從倫敦回來的一個月後,我試圖以僅有的記憶建構一篇文章,儘可能地去尋找父親,抵達父親,看見父親——便是《殘疾》。這是挽留,告別,也是對內心惶恐的交代。

也是從那篇文章開始,生髮出一種緊迫感:我應該看見更多的人。這是對路過生命的所有人最好的尊重,這也是和時間抗衡、試圖挽留住每個人唯一可行的努力。還是理解自己最好的方式——路過我們生命的每個人,都參與了我們,並最終構成了我們本身。

也從那時候開始,寫這本書,就不僅僅是「自己想要做的一件事」了,而是「必須做的事情」了——我在那時候才恍惚明白寫作的意義——寫作不僅僅是種技能,是表達,而更是讓自己和他人「看見」更多人、看見「世界」的更多可能、讓每個人的人生體驗儘可能完整的路徑。

這樣的認識下,寫作註定是艱難的。

在正式從事媒體工作之前,我是個文學青年,之所以做媒體,最初的原因是為了養活自己,同時暗自懷抱著的目標是:以現實的複雜鍛煉自我的筆力,然後回歸文學。在做媒體的這十一年,我寫了二百六七十萬字的報道,這讓我明白,媒體寫作另外有複雜寬廣的空間,也讓我自以為已經積累了足夠的筆力,可以面對自我,面對我在乎的一切人。

然而當我真正動筆時,才發覺,這無疑像一個醫生,最終把手術刀划向自己。寫別人時,可以模擬對象的痛感,但最終不用承擔。而在寫這本書時,每一筆每一刀的痛楚,都可以通過我敲打的一個字句,直接、完整地傳達到我的內心。直到那一刻我才明白,或許這才是寫作真正的感覺。也才理解,為什麼許多作家的第一本都是從自己和自己在乎的部分寫起:或許只有當一個寫作者,徹徹底底地解剖過自我一次,他書寫起其他每個肉體,才會足夠的尊敬和理解。

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有一些文章就像是從自己的骨頭裡摳出來的。那些因為太過在乎、太過珍貴,而被自己刻在骨頭裡的故事,最終通過文字,一點點重新被「拓」出來,呈現出當時的樣子和感受。我是在寫《母親的房子》的時候,才真正看見並理解,母親那永遠說不出口的愛情;在寫《皮囊》時,才明白阿太試圖留給我的最好的遺產;寫《我的神明朋友》時,才知道人是需要如何的幫助才能讓自己從情感的巨大衝擊中逃脫……這次的寫作讓我最終儘可能地「看見」我想珍惜的人,也讓我清晰地看到,藏在人生里的,那些我們始終要回答的問題。

人各有異,這是一種幸運:一個個風格迥異的人,構成了我們所能體會到的豐富的世界。但人本質上又那麼一致,這也是一種幸運:如果有心,便能通過這共通的部分,最終看見彼此,映照出彼此,溫暖彼此。

這是我認為的「寫作的終極意義」,這是我認為的「閱讀的終極意義」。我因此多麼希望,這本書能幫助或提醒讀者,「看見」自己,「看見」更多人。

以這本書獻給已經離世的父親、阿太,獻給陪伴著我的母親、妻子、姐姐和女兒。

我愛你們,而且我知道,你們也那麼愛我。

蔡崇達

2014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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