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愛好人生者：陶淵明

所以我們已經曉得，我們如果把積極的人生觀念和消極的人生觀念適度地配合起來，我們便能得到一種和諧的中庸哲學，介於動作和靜止之間，介於塵世的徒然匆忙和完全逃避現實人生之間；世界上所有的一切哲學中，這一種可說是人類生活上最健全最完美的理想了。還有一種結果更加重要，就是這兩種不同觀念相混合后，和諧的人格也隨之產生；這種和諧的人格也就是那一切文化和教育所欲達到的目的，我們即從這種和諧的人格中看見人生的歡樂和愛好。這是值得加以注意的。

要描寫這種愛好人生的性質是極困難的；如用譬喻，或敘述一位愛好人生者的真事實物，那就比較容易。在這裏，陶淵明這位中國最偉大的詩人，和中國文化上最和諧的產物，不期然而然地浮上我的心頭。陶淵明也是整個中國文學傳統上最和諧最完美的人物，我想沒有一個中國人會反對我的話吧。他沒有做過大官，很少權力，也沒有什麼勛績，除了本薄薄的詩集和三四篇零星的散文外，在文學遺產上也不曾留下什麼了不得的著作。但至今還是照徹古今的炬火，在那些較渺小的詩人和作家心目中，他永遠是最高人格的象徵。他的生活和風格是簡樸的，令人自然敬畏，會使那些較聰明與熟識的人自慚形穢。他是今日真正愛好人生者的模範，因為他心中雖有反抗塵世的慾望，但並不淪於徹底逃避人世，而反使他和七情生活洽調起來。文學的浪漫主義，和道家閑散生活的崇尚以及對儒家教義的反抗，在那時的中國已活動了兩百多年，這種種和前世紀的儒家哲學配合起來，就產生了這麼一種和諧的人格。以陶淵明為例，我們看見積極人生觀已經喪失了愚蠢的自滿心，玩世哲學已經喪失了尖銳的叛逆性，在梭羅身上還可找出這種特質——這是一個不成熟的標誌，而人類的智慧第一次在寬容和嘲弄的精神中達到成熟的時期。

在我看來，陶淵明代表一種中國文化的奇怪特質，即一種耽於肉慾和靈的妄尊的奇怪混合，是一種不流於制欲的精神生活和耽於肉慾的物質生活的奇怪混合；在這奇怪混合中，七情和心靈始終是和諧的。所謂理想的哲學家即是一個能領會女人的嫵媚而不流於粗鄙，能愛好人生而不過度，能夠察覺到塵世間成功和失敗的空虛，能夠生活於超越人生和脫離人生的境地，而不仇視人生的人。陶淵明的心靈已經發展到真正和諧的境地，所以我們看不見他內心有一絲一毫的衝突，因之，他的生活也像他的詩一般那麼自然而沖和。

陶淵明生於第四世紀的末葉，是一位著名學者兼貴官的曾孫。這位學者在家無事，常於早上搬運一百支甓到齋外，至薄暮又搬運回齋內。陶淵明幼時，因家貧親老，任為州祭酒，但不久即辭了官職去過他的耕種生活，因此得了一種疾病。有一天，他對親朋說："聊欲弦歌以為三徑之資，可乎？"有一個朋友聽了這句話，便薦他去做彭澤令。他因為喜歡喝酒，所以命令縣裏都種秣谷，可是他的妻子不以為善，固請種粳，才使一頃五十畝種秣，五十畝種粳。后因郡里的督郵將到，縣吏說他應該束帶相見，陶淵明嘆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於是官也不願做了，寫了《歸去來辭》這首名賦。此後，他就過着農夫的生活，好幾次有人請他做官，他一概拒絕。他家裏本窮，故和窮人一起生活，在給他兒子的一封信里，曾慨嘆他們的衣服襤褸，做着賤工。有一次他送一個農家的孩子到他的兒子那裏去，幫做挑水取柴等事，在給他兒子的信里說："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他惟一的弱點就是喜歡喝酒。他平常過着孤獨的生活，很少和賓客接觸，可是一看見酒，縱使他不認識主人，也會坐下來和大家一起喝酒。有時他做主人的時候，在席上喝酒先醉，便對客人說："我醉欲眠卿且去。"他有一張無弦的琴，這種古代的樂器，只能在心情很平靜的時候，慢慢地彈起來才有意思。他和朋友喝酒時，或是有興緻想玩玩音樂時，便撫撫這張無弦的琴。他說："但識琴中趣，何勞弦上聲？"

他心地謙遜，生活簡樸，且極自負，交友尤慎。判史王弘很欽仰他，想和他交朋友，可是無從謀面。他曾很自然地說："我性不狎世，因疾守用，幸非潔志慕聲。"王弘只好和一個朋友用計騙他，由這個朋友去邀他喝酒，走到半路停下來，在一個涼亭里歇腳，那朋友便把酒拿出來。陶淵明真的欣欣然就坐下來喝酒，那時王弘早已隱身在附近的地方，這時候便走出來和他相見。他非常高興，於是歡宴終日，連朋友的地方也忘記去了。王弘見陶淵明無履，就叫他的左右為他造履。當請他量履的時候，陶淵明便把腳伸出來。此後，凡是王弘要和他見面時，總是在林澤間等候他。有一次，他的朋友們在煮酒，就把他頭戴的葛巾來漉酒，用過了還他，他又把葛巾戴在頭上了。

他那時的住處，位於廬山之麓，當時廬山有一個聞名的禪宗，叫做白蓮社，是由一位大學者所主持。這位學者想邀他入社。有一天便請他赴宴，請他加入。他提出的條件是在席上可以喝酒。本來這種行為是違犯佛門的戒條的，可是主人卻答應他。當他正要簽名入社時，卻又"攢眉而去"。另外一個大詩人謝靈運很想加入這個白蓮杜，可是不得其門而入。後來那位方丈想跟陶淵明做個朋友，所以他便請了另一位道人和他一起喝酒。他們三個人，那個方丈代表佛教，陶淵明代表儒教，那個朋友代表道家。那位方丈曾立誓說終生不再走過某一座橋，可是有一天，當他和他的朋友送陶淵明回家時，他們談得非常高興，大家都不知不覺地走過了那橋。當三人明白過來時，不禁大笑。這三位大笑的老人，後來便成為中國繪畫上常用的題材，這個故事象著着三位無憂無慮的智者的歡樂，象著着三個宗教的代表人物在幽默感中團結一致的歡樂。

他就是這樣地過他的一生，做一個無憂無慮的、心地坦白的、謙遜簡樸的鄉間詩人，一個智慧而快樂的老人。在他那本關於喝酒和田園生活的小詩集，三四篇偶然衝動而寫出來的文章，一封給他兒子的信，三篇祭文（一篇是自祭文），和遺留給子孫的一些話里，我們看出一種造成那和諧生活的情感和天才；這種和諧的生活已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境地，沒有一個人能比他更卓越。他在《歸去來辭》那首賦里所表現的就是這種愛好人生的情感。這篇名作是在公元四○五年十一月，就是在決定辭去那縣令的時候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