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觀景之房(1)

如果我們真的找到一個值得一讀的作家，我們是否應該在遇到他時去認識他，就像我們在碰到無聊的作品時一樣透不過氣來么？

——《讓葉蘭繼續飛揚》

我想讓這部作品成為一件藝術品，但這不付出很多血汗是不可能完成的。

——給布蘭達·索爾科德的信，1935年2月16日

愛書角書店位於漢普斯特德的南坡，《讓葉蘭繼續飛揚》將這裏描繪成「某種不成形的廣場，4條街匯聚於這裏」。它佔據肯特郡和西北3區之間樹葉茂密的森林邊緣間的那一片界限不清的腹地，從附近的劇場影院就能俯瞰到。一條電車軌道從這裏通過，這是某一本小說中怪異的「現代」象徵的原型：一輛有軌電車「就像一隻沙啞的鐵質天鵝」從圓石路上吱嘎作響地滑行而過。

毫無疑問，這是奧威爾從商店窗戶向外凝望時產生的這種幻想般的比喻。晚上，他會去韋斯特羅普一家在龐德街沃克大廈的公寓，那裏是他老闆的交際圈，還有與他一同寄宿在這裏的喬恩·金奇。大家都說，這裏總有一種明顯的禮貌氛圍。韋斯特羅普先生個子很高，有些駝背，他的一個寄宿者形容他外表讓人印象深刻，「很像一個安靜的鄉村律師」。他的妻子——他們都已過中年——更為活潑，他們都儘力想讓這個年輕的書店店員感到自在，有時候，還讓他借用這裏舒適的起居室。韋斯特羅普夫人曾問他是否打算帶女人回自己的房間，這不是射出警告之箭，而是暗示表明，他的私生活是他自己的事。奧威爾早已習慣於英國中部的文雅習俗，因此他對此有些驚訝。韋斯特羅普公寓的社交圈只是奧威爾眾多的交際圈之一。儘管他初到倫敦，卻有好些有用的熟人。《讓葉蘭繼續飛揚》中戈登·康姆斯道克是一個孤獨的角色。從本質上來說，他的朋友只有羅斯瑪麗和帶有負罪感的贊助人雷文斯頓。這部小說表現了奧威爾的技巧——這種技巧一直延續到《一九八四》——把一個孤獨的反英雄置於一個充滿敵意的世界反面。與之相反，他自己在沃克大廈和隨後移居的幾個地方的生活都是相對活躍的。這是他第一次在倫敦長期定居下來，他擴展了熟人的範圍，頻繁地會見里斯以及一群與《阿黛菲》雜誌有聯繫的作家。他保持着與梅布爾·菲爾茲的友誼。最重要的是，他碰到了成為他第一個妻子的女人。

奧威爾通過《讓葉蘭繼續飛揚》一書從文學上和情感上表達了他對所處世界的某種信念。但是，不是所有的故事情節都來自他自己的生活。奧威爾的20世紀30年代中期的大部分朋友都同意，小說中對書店的模仿最為嚴肅、沉重。在書里，書店的經營者麥肯尼先生在煤氣取暖器旁睡著了，煙把他的白鬍子弄得斑斑點點。此時，他那在幾英尺以下的痛苦的助手正在計算著逐漸減少的香煙存儲、趕走流浪漢、為聲音洪亮的女人尋找關於狗的書，心裏暗暗鄙視卻主持着店裏的外借圖書館，把維多利亞經典的書踢到一邊來發泄情緒。但是，現實生活中的愛書角書店有着與小說中明顯不同的氣氛，它過去的贊助人都記得，這是一家極好的舊書店，有着頗有鑒賞力的收藏，店主是「一對快樂的夫婦」，只有奧威爾關於外借圖書館的描述和這裏的現實有些微弱的聯繫。30年代中期，一個在這裏看過書的12歲的男孩回憶說，書店逼仄、佈滿灰塵、收藏的書堆滿書架、快摞到天花板了，它們預示著埋藏的寶藏，「非常讓人興奮」。在給布蘭達·索爾科德的信中，奧威爾提到，這裏的工作每天大概5個半小時（這又一次表明了他與戈登的不同，戈登每周工作5天半）。7點起床后，奧維爾在8點45分從樓上下來打開書店的大門，然後在那待上1個小時。從10點半到午飯前，他都在寫作。下午2點回書店，在那一直待到6點半。

對於一個年輕作家來說，在30年代還有比這更差的條件，比如格雷厄姆·格林在《時代周刊》做助理編輯。奧維爾的休息時間正好是他頭腦最敏銳的時候，這一點很幸運。他可以打着哈欠度過長長的下午，真正該做的事情都已經做完了。別人對他做書店店主助手還有些模糊的印象。後來與他一同在西班牙的戰友、然後成為他在《論壇報》時的同事金奇，從未看他坐下過。他站在書店的中央，看上去像一個「讓人難以親近的人」。除了收藏書和外借圖書，這個書店還有其他不同的副業，如二手打字機和郵票。金奇記得這樣一個情景：高高的、陰鬱的他在店裏走來走去，「就像一頭瞪羚」，後面遠遠地跟着一個男孩子，交給他一包郵票。還有別的證據可以證明，當奧威爾在店裏時，這裏隱隱約約有一種讓人感到害怕的氣氛。作家彼德·范西塔特在上學的時候來過愛書角書店，他還記得這個「不太有禮貌」的助手想要向他推銷《馬達加斯加商船號角》，卻沒有成功，他堅持購買了沃德豪斯的《少女的煩惱》。

儘管《讓葉蘭繼續飛揚》的結尾是樂觀的，但這本花了他在韋斯特普羅書店裏15個月時間的小說是一本表達忍無可忍感受的書，充滿了對戈登·康姆斯道克想要融入的文學世界以及對拒絕和漠視的憤怒之外的更廣闊環境的深深失望，譴責了喧囂紛亂的生活迫使他出賣自己雖然少卻真誠的才華。戈登也不安地感覺到，他對窗外混亂的掙扎和憤恨越發地無關緊要了，這也許正是標誌了30年代反英雄的某種東西。從某種程度上看，與其說《讓葉蘭繼續飛揚》是一本關於一個覺得自己被排擠在文學大本營之外而掙扎的詩人的小說，不如說它是描述了某個人認識到，現在並不令人滿意的生活將要被另一些更糟糕的東西所湮沒，而他試圖去預見未來。因此，把奧威爾置於他所處的大環境下來看，了解他在職業上、社會生活上和政治觀點上的變化是非常重要的。此時正是30年代中期，歐洲大陸傳來的消息越來越令人擔憂。60多年以後的今天，我們很容易把30年代看成一段單獨的、沒有區別的時間段：領救濟品的長隊；轟炸機突襲格爾尼卡四散的人群；火炬在馬刺靴子前閃爍；潮水般飄揚的小旗子。這些都是當時典型的形象。再回到奧威爾自己的職業領域，如果沒有意識到那種深刻的、常常會發展成完全恐懼的不安全感，是無法去閱讀在1935年以後所寫成的任何一本嚴肅的英國小說。而且，當時的跡象也表明，可以把30年代劃分為幾個不同的階段：從1929年到1931年間的蕭條期，以國家政府的成立而結束；一段時間的恢復期，此時希特拉的勢力在別的地方不斷增強；1936年佛朗哥攫取了西班牙政權並開始了3年的內戰；隨後是確定的「戰前」時期（這在當時的小說中有所體現），此時，人們都意識到武裝侵略已經不可避免。「1933年到1936年是僅有的愉快時期，」亞歷克·沃在近半個世紀以後的自傳中這樣寫道。沃是一個花花公子般的作家，娶了個富有的妻子，她對賈羅地區的貧困比不上對新聞紀錄片親切。但是，很多沒有4位數收入的人都這麼認為，這是德國納粹首次襲擊猶太人的水晶之夜和開墾德國西部萊茵蘭地區的時代，也是斯坦利·鮑德溫「安全第一」和哈利法克斯勛爵溫和外交的時代。

界定奧威爾所處的文學背景也有必要做出相應的調整。我們傾向於把30年代看成是奧登、斯彭德和衣修伍德的時代，而且偶爾會把他們置於絕對支配的地位而排除了其他所有作家。這個時代的確有他們，但不僅僅只有他們。英國文學生活一如既往地讓人感到困惑，有利益相爭的群體、新舊等級、獨來獨往的人、操縱者以及一些無法分類的人。雖然布魯斯伯里文學社團和西特韋爾姐弟們的20年代的舊勢力仍然在不斷強大，我們仍然可以看到一些更新、更流行的作家聚集成群體，比如，出版壽命不長的《日夜》雜誌就彙集了格雷厄姆·格林、伊夫林·沃、伊麗莎白·鮑恩、彼得·弗萊明和西里爾·康諾利。倫敦以外，以沃爾特·格林伍德《失業救濟金之愛》為例的、一些勉強可以稱為現實主義文學和對抗性的工人階級文學開始在英國紮根。然而，這些革新、實驗和政治目的幾乎完全沒有影響到中產階級品味的平靜表面。那些頗為平庸的暢銷書大家——普萊西里、沃波爾、迪屏——所有這些在《讓葉蘭繼續飛揚》中戈登所詛咒過的名人，都順着現代主義的潮流沒有任何阻擋地前行。對於布特的圖書館、文學茶會、由《星期日泰晤士報》主要評論家拉爾夫·施特勞斯發起平和的爐邊閑談，都是一段最好的時期。1936年《星期日泰晤士報》在南攝政街的多蘭大廳所舉辦的讀書俱樂部書展活動為期兩周，充分展示了當時大眾所喜愛的讀物。這裏觀眾們可以聆聽A.E.W.梅森講《歷史小說》、亞歷克·沃如何條分縷析《作家的工作枱》、彼得·弗萊明描述《光速旅行》的經歷、跟隨着多蘿西·賽耶絲一起被《謀殺傾向》而嚇得要死，或是恭敬地接受庫珀關於《傳記》的思想。奧威爾在社會生活上和經濟地位上都不屬於這個世界。30年代，一本暢銷「商業」小說的平均預付款是500英鎊，約是他年收入的3倍——但這並不表明他完全被排除在文學圈之外。《讓葉蘭繼續飛揚》裏描述了這樣一個恐怖的場景：戈登受一位頗有影響的評論家之邀參加一個晚會，卻弄錯了出現的時間，他認為對方是故意弄錯時間來羞辱他的，於是，他對主人致歉信的答覆口出惡言，由此而毀滅了他通向正式文學世界的僅有之路。與之相反，奧威爾憑藉《在緬甸的日子裏》的出版恢復了與西里爾·康諾利的關係，在《新政治家》時期認識他是非常有用的。康諾利可能會成為他最可靠最支持他的贊助人之一。認為奧威爾是他那個時代文學界的中心人物純屬胡說，然而如果說他是個永遠痛苦的局外人也是無稽之談。

重要的是，在這個時代，文學變得越發政治化。即使對於被《星期日泰晤士報》的讀書俱樂部所喜愛的文學團體也是如此。在蘇聯官方保護下的莫斯科實地考察之旅成為30年代現代國際文學上的盛事。甚至這個時代最著名的文學界社交名流貝弗利·尼科爾斯也在格拉斯哥的公寓裏搜尋一番，看看是否有赴蘇理由，結果一無所獲。奧威爾當時還沒有形成一系列統一的政治信仰，在漢普斯特德的工作讓他第一次與那些對政治——左翼政治有強烈興趣的人們有了天天接觸的機會。這些影響一部分反應在里斯身上（《讓葉蘭繼續飛揚》中雷維爾斯頓「多年來」一直試圖讓戈登信仰社會主義，卻從沒有成功地引起他的興趣），但是更大的推動力可能是來自韋斯特羅普一家，他們很久前就是獨立工黨的成員，也勸人加入。伯納德·克里克指出了獨立工黨對於30年代普遍感到不滿的左傾作家的吸引力。在凱爾·哈爾蒂支持下早在1893年就成立的獨立工黨，促進了20世紀初社會主義同盟的形成。工會、中產階級的費邊主義者和醒悟的自由主義者都集合到了工人代表委員會。除了艾德禮是明顯的例外，早期的議會工黨幾乎都是從獨立工黨中初嘗經驗。後來成為首批議會大臣的拉姆齊·麥當勞和菲利浦·斯諾登都曾是重要人物。儘管獨立工黨在30年後已經成為一股微小而排外的流派（安奈林·貝文曾經揶揄他的未婚妻詹妮·李堅持的「貞節」，認為它的確比30年代工黨所有寬敞的教堂要好），它以艾倫·威爾金森為代表，這位賈羅下院議員在她所寫的一本頗具煽動性的書《被謀殺的城市》中描述了蕭條時代她的選民的貧困生活。雖然如此，獨立工黨的獨立地位、反保守而民主的觀點、溫和的和平主義者觀點以及公然的革命性，都對那些在工黨主流之外的理想破滅的社會主義者有一定的吸引力。同時，韋斯特羅普一家的聯繫已經完全超出了這個界限之外，事實上幾乎到了正派政治話語的邊緣。正是通過他們，奧威爾見到了著名的煽動者、托派分子雷吉·格羅夫斯，他在奧威爾之前也在書店裏工作過。這些新的關係至少擴展了奧威爾的政治範圍。他們也許沒有鼓勵他參加某個政治黨派，但他們促使他去思考一些社會和經濟的問題。而之前他是不會考慮或是被這些問題所吸引的。

在工作時間之外，奧威爾遠不是像《讓葉蘭繼續飛揚》中那樣整天呆在卧室的隱士，當女房東一轉身就偷偷把用過的茶葉衝下廁所。晚上與金奇的聊天總是集中在羅馬天主教和它對大眾生活的有害影響：金奇記得奧威爾不願意談論自己的工作。他尋找女伴的習慣也停止了。一個商業藝術家「薩莉」，戈登女朋友羅斯瑪麗的職業背景就是取自她，她總是與他保持一定的距離。但他與一個叫凱·艾科華的女孩親近得多。他是在1934年的秋天在書店裏碰到她的，她比他小8歲，有着他所不熟悉的獨立頭腦（比較而言，布蘭達·索爾科德和艾倫娜·傑奎斯都是中產階級的淑女，生活於褊狹隔絕的環境中），她好像有些喜歡他，儘管有時會覺得他的某些態度有些荒謬。男朋友惡劣的健康狀況讓她頗受打擊。他是個「英俊的小夥子」，卻有些乾乾的，蒼白乾燥的皮膚「就像他被緬甸的熱度烤乾了一樣」。凱愛着奧威爾，甚至準備好了跟他上床，這是許多她的同輩人不會做的事情。但她認識到，這段關係受到阻礙，表面上是因為對她而言是陳舊的社會習俗，深層次上卻是本質上的分歧。例如，考慮到奧威爾「極端男性化」的傾向，約會時各付各的錢總是一個問題。除此之外，她還相信當奧威爾足夠喜歡女人時，「我不認為他把她們看成生命的力量」。

凱說，只有在全是男性的文學聊天或是在這個孤獨的作家桌旁，他才是真正的他。與他一起在漢普斯特德荒原漫步或是在附近的咖啡館打發時光，凱還注意到了他的其他特性。其中一點就是對金錢的迷戀，而這常常與他的自憐相衝突，或者說正是這種迷戀讓他覺得自憐。據凱所說，奧威爾把自己想像成「不公正的犧牲品，因為他支付不起他覺得自己應該得到的東西，而不得不為此掙扎……」就像戈登在兌換了一家美國雜誌的支票后喝得酩酊大醉一樣，他在手頭有錢的時候也喜歡揮霍。還有一種懷疑，這個觀點非常進步的人（凱常常得聽他反帝國主義的長篇大論）卻不能對抗自己教育中的很多陳舊習俗。「我認為他不能勇敢面對他的很多偏見。我覺得他很小心地保存着它們。」儘管傾向於把自己描繪成一個反叛者，奧威爾仍然不可避免地與他成長的上層中產階級的價值體系連在一起。假裝對公立學校教育的優點表示輕視，凱卻發現他很難和一個跟他才智不相當的人談話。毫無疑問他們之間的很多差距都是時代性的，人們會發現他這段時間所交的年輕朋友回憶起來都有種相似的愉快情感，但是也有一種無法達到30年代進步論者們嚴格要求的感覺，雖如此，這種感覺還是與他早期生活愉快地交織在一起。

工作完畢后，奧威爾與韋斯特羅普家客人聊天和與凱共度的夜晚是一樣的愉快，在這樣的前提下，奧威爾在1934年末主要關心的還是他的職業生涯。他繼續為《阿黛菲》寫作，並且專心研讀深奧的理論著作。11月的刊物上發表了他對克里斯托夫·道森的《中世紀宗教》的評論（即使在英國，也有羅馬天主教作家可以寫出比貝洛克的胡說八道和諾克斯的喋喋不休更好的東西，這真讓人感到安慰）。但他的主要興趣還是在於《牧師的女兒》的寫作，並設法通過維克多·戈蘭茨所佈下的法律上和編輯上的雷區。時刻警惕的戈蘭茨委託了不下3份書評，而這些書評都對小說頗為讚賞但同時各有保留意見。公司的主要評論者傑拉德·古德是評論界頗有影響的人物（他是《觀察家報》的主要評論人），他認為這本小說是一部非凡的作品，但同時覺得學校的場景描繪得太過分，而「夜城」的模仿雖然有力卻犯了藝術上的錯誤。哈羅德·魯賓斯坦從法律和美學兩個角度評價了這本小說，認為法律問題是可以克服的，但抱怨小說的5個部分連接得太鬆散。戈蘭茨的初級主管諾曼·柯林斯提出了一些改動的意見，但他擔心奧威爾不會接受。儘管奧威爾同意修改，戈蘭茨為誹謗罪而擔心了好幾個月，一直愁到下一年春天的出版前夜。11月中旬，奧威爾在給摩爾的信中承認學校的場景的確是「過度」了。5天後他與戈蘭茨在海瑞特街會面，他同意把這部分刪去。12月中旬打字稿送回后（提及羅馬天主教的部分刪去……提及《星期日快報》的部分刪去），林伍德豪斯誇張地用藍色筆刪改。直到2月，戈蘭茨仍在為一些次要的小細節折磨自己，如布利菲和戈登的甜菜工廠、葉·歐德的茶葉商店、梅菲爾小姐和森普瑞爾夫人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