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白人負擔(2)

眉苗是緬甸山區的重要城市，位於撣半島的邊緣，是仰光的政府官員們在炎熱季節里去避暑的地方。行程中包括乘火車經過山區，山坡陡峭，火車必須使用兩台機車，一台在車前牽引，另一台在車尾助推。許多年後，眉苗與曼德勒的巨大差異(「灼熱的陽光、佈滿塵埃的棕櫚樹、腥魚、胡椒、大蒜的氣味、又濕又軟的熱帶水果、潮水般的黝黑臉色的人」)在奧威爾的腦海里依舊清晰如初。跌跌撞撞地爬下火車后，來眉苗的人都作好了思想準備，他們想着又到了一座與身後剛剛離開的那座城市一樣的東方城市，但是，他們突然之間發現自己呼吸到了「英格蘭的空氣」，這兒綠草如茵，長著歐洲蕨和冷杉樹，漫山遍野儘是那些手挎竹籃叫賣草莓的女人。這些生動鮮活的印象——奧威爾在離開緬甸10年後才把它們描繪出來——是此行途中的重要標誌，它們永駐奧威爾的心中。《在緬甸的日子裏》一書中充滿了鮮明對照的兩條線，熟悉的和怪誕的並存：赤日炎炎與蹣跚的牛車、俱樂部里塵埃滿屋的房間里擺放着一排排發霉的英國小說與剛剛出版的《笨拙》雜誌。眉苗甚至還有一個高爾夫球場，比頓及其父親曾邀請奧威爾打過高爾夫球。奧威爾對高爾夫球場的環境應該說是很熟悉的，畢竟，他童年時代的假日是在其父供職的亨利高爾夫球俱樂部度過的，但是，比頓說，「他高爾夫球打得並不出色。」

1923年聖誕節前不久，奧威爾返回曼德勒，又從曼德勒被派往他第一個任職地：邁亞瑪，這是伊洛瓦底江三角洲主權統治的前哨堡壘。按照緬甸警方的標準來看，奧威爾的第一份工作並不怎麼好，任務繁重：作為地區警察總部的一名助理，年僅20歲的奧威爾要對30名至50名的警察負責，有的警察還在偏僻的地區文明用語。奧威爾的下一個目的地是特汪泰，情況有所改善：特汪泰是哈瑟維地區一個遙遠的城鎮，從仰光乘船去那兒要花36個小時。奧威爾又一次承擔的責任遠遠超過他的經驗。作為一名分區警察局局長，奧威爾既要向上級提交本局警員的工作情況，又要去本地區的各個村莊收集文明用語，他成功而有效地負責著將近20萬人的安全。或許，對奧威爾而言，糟糕的是本地區的歐洲人極少，他常常是獨自一人打發大部分時光，常常孤身遠行去拜會一個又一個的村子裏的頭人。鄰近地區巴森的、與奧威爾同時代的一個人在回憶錄中寫道，奧威爾的形象僅僅是「一個特汪泰的警官」。一個在會議上與奧威爾見過一、兩次面的地區警察總監回憶說，奧威爾是一個高高的、長相不錯的小夥子，樂於交談，舉止隨意，與他的同事沒有什麼區別。

1924年底，情況有所好轉。奧威爾的兩年見習期滿，即被任命為地區警察總監助理(月薪為65英鎊，大部分薪水可以積攢起來)，派往沙廉［緬甸南部港市，位於仰光東南部——譯者注］。沙廉警方的主要任務就是確保當地一家緬甸石油公司煉油廠的安全。沙廉的長處在於與首都仰光相鄰，是方圓幾百英里人口居住的中心，能提供西方式的便利設施。沙廉市被鐵路一分為二，一邊是有着高檔消費市場的住宅區，另一邊是當地人居住的老城。仰光向沙廉市提供各種各樣娛樂消遣方式，從獨一無二的賽馬俱樂部到貴人市場。整個沙廉市瀰漫着從擁擠的洞穴般的房間里出售的水果和胡椒的氣味。政府大廈的接待處和斯麥特與穆克頓姆書店出售從英國最近出版的書刊雜誌。《在緬甸的日子裏》一書中的弗洛里記得「仰光之旅的歡樂……在安德遜餐廳用膳，享受着從8000英里以外運來的、用冰凍冷藏的牛排和奶油，進行着了不起的豪飲比賽……」，這就暗示了奧威爾曾經生活過的地方的情景。這是奧威爾抵達緬甸后第一次享受正常的社交生活，這個社交圈子包括利奧·羅伯遜、一位從伊頓公學畢業的商人(此人剛過而立之年，十分當地化了，因為與一位緬甸女子結了婚)、艾爾伯特·懷特(此人是當地政府部門的一位副部長，他在特汪泰見過奧威爾)。正是在羅伯遜家裏，奧威爾與克里斯托弗·霍利斯有了一次短暫的聚會，霍利斯是跟隨牛津大學辯論隊環球一周后在返回英國的途中到達緬甸的。一般人會認為，奧威爾在異地他鄉看見伊頓的同學並且有着共同經歷的朋友時一定會欣喜若狂，恰恰相反，在離開伊頓的3年後，奧威爾認為霍利斯只是一個任勞任怨的、以傳統的心態為上流社會服務的僕人。仰光在這個奇特的歷史時期所顯現出來的情景預兆奧威爾第一部小說中的關鍵場景並且滲入其個性之中。

芒蒂昂當時是一個學生，後來成了研究奧威爾著作的第一位緬甸人。有一次，他在寶塔路車站的月台上等候火車時，注意到一個身材高高的英國青年正在走下台階要趕乘一列開往賽馬俱樂部旁的使命路車站的火車。在一次由來已久的小小的民眾文明用語動中，奧威爾被一群學生包圍，被他們推推搡搡，他光火了，用隨身攜帶一根藤條抽著這幫學生的後背，他被城裏的大學生們追趕到火車車廂，在車廂里繼續爭執著。10年後，這場事件在《在緬甸的日子裏》一書中恰如其分地被表現出來，書中，木材商人艾里斯鞭打他認為是在嘲笑他的那個小男孩，由於江湖郎中的誤診，小男孩雙目失明了，於是，他把滿腔的仇恨全部發泄在克雅克泰達俱樂部身上。這個插曲揭示了佔領者與殖民地文明用語之間的緊張關係，甚至在像仰光高級住宅區這樣一個文明環境的日常生活中也表現出這種緊張關係，同時也揭示了周期性突然出現的暴力時期違背了奧威爾慣有的心平氣和的稟性。或許，最重要的是，奧威爾認為，形勢需要時就得求助於大人物的態度了。奧威爾在他生命中的這個時期所表現出來的態度被霍利斯稍稍記錄下來了。奧威爾呆在沙廉期間，有好幾天他與一個名叫德·瓦因的警官在一起投宿在英國氧氣公司的一家化工廠里。一天晚上，他們身穿睡衣坐在走廊里，都有點醉了，唱了一晚上的歌，奧威爾抱怨缺少好的有意思的現代歌曲。化工廠的一位化工師從這些現象上合情合理地推斷，這位新來的客人是一個「典型的私立學校畢業出來的學生」，並沒有對文學表現出興趣，甚至提到奧爾德斯·赫胥黎時，他的反應也不熱烈，奧威爾只是說了一下赫胥黎在伊頓教過他們，那時，赫胥黎已幾近失明了。

我們很容易——或許有點太容易了——來概括一下奧威爾20年代在緬甸的經歷是「黑馬」當中最黑的一匹馬［darkhorse，黑馬；指實力不為人所知但意外獲勝的賽馬或參賽人——譯者注］，一位知識分子的專欄作家沒完沒了地掩飾其周圍人物的真實意圖，然而，完全有可能的是根本沒有什麼東西要掩飾、那位在走廊上唱歌唱到凌晨的人純粹是天性的流露。奧威爾後來聲稱，他在20歲出頭的歲月里有意識地不想成為一名作家，他承認，想脫離緬甸警方可能是他想成作家的部分原因。然而，奧威爾的緬甸同事說，按照傳統的觀點，他們從他身上平常的事情中看出一些不平常的東西，給他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奧威爾會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的個性包裹起來。1925年9月，奧威爾被調至英沙，這兒同樣離仰光很近。羅傑·比頓來此處的奧威爾的家中看望過他。一直保持自己住地整潔的比頓被奧威爾家亂糟糟的情景嚇壞了，山羊、白鵝、鴨子和別的家禽在樓下的房間里走來走去。奧威爾進一步的怪僻行為是參加當地的緬甸克倫人部落的教堂活動，許多這樣的教堂已經被文明用語的文明用語使團轉換成文明用語教堂了。奧威爾解釋說，不是因為他相信文明用語，而是因為他覺得與牧師交談要比英國人俱樂部里的對話有趣得多。

英沙是緬甸第二大監獄的所在地。1926年4月，奧威爾從英沙被調至毛淡棉，再一次擔任地區警察總監助理。毛淡棉比奧威爾以前任何一處任職地都更加舒適宜人，它不像邊境地區那樣落後，是一座大小適宜的城市，居住的基本上都是歐洲人。在毛淡棉還住着奧威爾母系家庭利穆贊的兩房親戚：他的外婆，因「怪僻」的穿着而著名（即非常土著化）和他的阿姨諾拉，她與林業部次長亨利·布蘭森·沃德結婚。奧威爾是否可能參加外婆雙周舉行的「家庭團聚」活動，我們不得而知，但是，他肯定陪伴外婆出席過社交活動。一位老同事還記得在一次奧威爾與兩位老太太在競技比賽場所看見過他，其中一位老太太還問她的顧問，「埃里克」有幾成勝算的把握，這說明這位老太太很熟悉利穆贊太太。奧威爾在毛淡棉期間還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片段記載。芒蒂昂在幾年後又來到這個地方，希望能找到關於奧威爾的一些目擊者的敘述，他發現了毛淡棉警隊所取得的許多成功（提到奧威爾的地方是，他當時屬於「獵象」隊，踢足球時身手矯健，不太顧忌緬甸人隊）。當時，緬甸的女人通常希望與英國警官成婚。一位有着一半緬甸人血統的婦女梅·赫賽跟隨尋找工作的丈夫在馬特巴遇見過奧威爾。他們見到「一位身材高高、骨瘦如柴的年輕人，身穿卡其布褲子和襯衫，手裏拿着一頂警盔」。奧威爾作為本警局的第二把手，他有權力給了赫賽一份充當偵探的工作。這位新招進來的偵探擔憂這份工作不穩定，奧威爾再一次伸出援助之手，幫助他調入內河警局，這些都表現了奧威爾的令人意外的同情心。

最後，1926年聖誕節前不久，奧威爾又被調至位於毛淡棉西部的卡沙，這裏風景優美，植被茂盛，為奧威爾的《在緬甸的日子裏》一書提供了故事背景。克雅克泰達被認為是「典型的上流社會的緬甸人」居住的城市，該市從馬可·波羅時代起至1910年，其間風貌依舊，毫無改變。1910年後，這裏才是一條鐵路的終點站，地區行政機構總部的所在地，才有了法庭、醫院、學校和監獄。城外，伊洛瓦底江「奔騰而過，河水泛黃，在陽光的照耀下發散出鑽石般的亮光；河對岸是連綿不絕的田野，一直通到黛色的群山」。在這兒居住的歐洲人不多：《在緬甸的日子裏》中的弗洛里只有6位白人同胞，他們中間有豪飲者、俱樂部里遊手好閒者和帝國的趨炎附勢者，奧威爾在小說中描寫他們自然是符合邏輯的手段。但是，我們不應該忽略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我們對奧威爾在卡沙的所作所為一無所知，只知道他患了一次登革熱，一種由蚊子傳播病毒的、使人體質虛弱的疾病。奧威爾拿着醫療證明，要求暫離崗位休息（到今年11月，他在警界服務就滿5年了，不管在什麼情況下他都有權請假了），帝國印度事務部和警察文明用語批准他6個月的假，假期從1927年7月1日起，其時，奧威爾剛好到24歲。

當絕大多數愛德華時代誕生的一代文學新人正要開始專業文學創作生涯前、正在享受着毫無建樹的大學生活（康諾利無所事事，沃和鮑威爾正在上三年級）時，奧威爾正從文明世界邊緣——有時還在邊緣以外——的5年懲罰性的艱苦工作中冒了出來。倘若詢問20歲出頭的奧威爾「喜歡」做什麼，就像詢問沃和鮑威爾是否想當作家一樣，肯定一無所獲，徒勞而已。誰也不知道自己要幹什麼。讓我們來做一個明顯的比較吧——這兩個人彼此欣賞對方的著作，在後來的生活中也見過面——伊夫林·沃當時是一名大學本科生，他和其他6位目光敏銳的同時代人關注著那些不稱職的教師和城裏的年輕人，他們每個人都具有豐富的社交常識和知識分子的機智，能從他們所目睹的事情中領悟一些東西。而觀察奧威爾的人只是他的少數同事，他們當中沒有一個人對奧威爾感興趣，因為在他的性格中或者行為舉止中沒有讓人感興趣的地方。例如，喬治·斯圖爾特似乎知道奧威爾在緬甸期間的事情，可能是奧威爾在毛淡棉期間的事情，他回憶說及奧威爾是一個性格溫和的年輕人，熱衷於工作、喜愛聚會，喜歡動物。斯圖爾特所說的話大部分是對的，特別是關於奧威爾的語言天資和熱愛動物更是準確無誤，正像人們回憶起奧威爾的凌亂一樣準確：顯而易見，斯圖爾特夫人的使命是保管和縫補奧威爾的衣服，到處都留下了奧威爾是如何度過閑暇時光以及他腦子裏在想些什麼的暗示。作為一名在緬甸服務的警官，奧威爾對緬甸文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與他的外婆不同，外婆在緬甸住了40年，當然可以毫不費力地學會緬甸語。《在緬甸的日子裏》一書中，弗洛里陪伴伊麗莎白·拉肯斯蒂恩去參加緬甸人的娛樂活動，奧威爾作了使人心醉神迷的描繪，顯然，這種場景的描述是作者親自觀察的結果。奧威爾的這種興趣還擴大到緬甸民間傳說和風俗習慣：40年代初，奧威爾在與一位朋友談到把自己的名字合法地改為「喬治·奧威爾」的可能性時，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如果成功的話，他還會起另外一個名字，因為按照緬甸人的風俗，一個人必須有兩個名字，一個是平常用的名字，另一個名字只能讓牧師一人知道。奧威爾對緬甸的電影也非常感興趣，他緬懷20年代中期文明用語牛仔片風靡全國時，仰光電影院的銀幕上突然出現了身着鹿皮裝、頭戴5加侖重的大帽子的緬甸演員的影片。

然而，家庭的紐帶不可避免是最牽動奧威爾神經的東西。《仰光日報》是緬甸的英國僑民必讀的一份報紙，它源源不斷地刊登英國的情況，強烈地吸引著那些為帝國服務的人們，勾起他們的思鄉病。在奧威爾十幾歲的時候，有一首歌深深地印在他的腦海之中：那是1923年最轟動的一首歌，歌詞有「是呀，我們沒有香蕉」；「天上不再下雨了」。這首歌第二年依舊流行，還有一句歌詞「指引我回家的路吧」。奧威爾後來寫道，這首歌「像爆發的流感一樣唱遍了全世界，甚至傳到了亞洲和南美窮鄉僻壤的原始部落」。緬甸的上流社會也唱這首歌：弗洛里聆聽着克雅克泰達俱樂部里的電唱機唱着「指引我回家的路吧」，而伊麗莎白同她的主要追求者弗羅爾中尉正在電風扇下跳舞。緬甸的英國僑民也能看到各類書籍：閱讀是排除寂寞的好辦法，讓人們能夠瞥見叢林和泥濘道路以外的世界。弗洛里如痴如醉地閱讀，「懂得了在乏味的日子裏要與書籍為伴」。奧威爾閱讀的內容既包括他十幾歲時就喜歡上的、沉悶的維多利亞時代晚期的打破傳統信仰的書籍——他提到了塞繆爾·巴特勒的《筆記》，此書在經歷了多年的緬甸的潮濕之後發霉了——也包括適合中產階級趣味的暢銷書（1924年出版的瑪格麗特·甘迺迪所著的《永遠的仙女》成為轟動一時的暢銷書，令奧威爾感動得「幾乎掉下眼淚」）。與此同時，奧威爾也在思索如何能擴大小說的表現範圍。在緬甸，他看到了勞倫斯的《普羅士軍官》和《肉身荊棘》。奧威爾作為一名帝國的警官，或多或少是處在軍事管理之下，他在閱讀了《普羅士軍官》之後，不僅被勞倫斯筆下所描繪的軍紀軍規所震撼，而且深深佩服勞倫斯所揭示的實質。書中的某處讓奧威爾知道，勞倫斯從來沒有當過兵，但是，不管怎麼說，他有能力創作出軍隊生活的氛圍，讓你身臨其境，覺得德國軍隊就是這個樣子。

憑奧威爾的能力，初步涉足緬甸文化並非難事。他在驛站小屋裏閱讀的時光表明奧威爾是一個文化修養很高的人，無聲地輕視着——正如弗洛里所為——像進口的《布萊克伍德雜誌》所代表的文化（《在緬甸的日子裏》一書中的麥克格雷戈爾先生對這本雜誌無動於衷），寧願固守孤寂而追求精神生活。這可能是個錯誤。弗洛里年紀較大，已經30幾歲了，經歷過痛苦和冷漠；而奧威爾才20歲出頭，似乎享受着緬甸傳統的各種社交活動。弗洛里的一個特徵是，他對緬甸女人感興趣。一般說來，單身警官或者單身的文職官員，由於工作在偏僻的城鎮，居住的歐洲女人屈指可數，所以就跟當地的緬甸女人有了關係。奧威爾把這個情況告訴了朋友們，但並沒有說他自己是否與緬甸女人有關係。羅傑·比頓寫道，「我從來沒有見過他同一位婦女在一起」，可是這句話證明不了什麼。人人都知道，儘管有人懷疑女人的存在，還是完全可以把女人放在不為人所知的地方。比頓拜訪過奧威爾在英沙的家，結果卻看到許多家禽。弗洛里在1913年引誘歐亞姑娘羅莎·麥克菲的情節為我們提供了一條聯想的線索。哈羅德·阿克頓是在20年後才見到奧威爾的，他說他聽到過一些關於緬甸女人文明用語盪的故事，但是沒有一個故事是令人信服的。利奧·羅伯遜對霍利斯所說的話也表明了奧威爾有緬甸女人這件事是子虛烏有，他說奧威爾喜歡在仰光紅燈區文明用語院的水邊徘徊。然而，在描述弗洛里與他新結識的緬甸女人瑪拉美關係時，奧威爾清楚地知道他所敘述的事情。在他沒有公開發表的文章中，或者是生活在緬甸以及離開緬甸后不久所寫的作品中，出現兩首與緬甸女人睡覺的詩。「一種混合著檀香、大蒜、可可油和茉莉花的香氣從飄散在臉面前的頭髮里散發出來」《在緬甸的日子裏》敘述了瑪拉美開始施展花招的時候，發出一種與眾不同的獨特的香氣。「正是這種香氣令他牙齒打戰、渾身激動。」這些真真實實的細節暗示我們，奧威爾至少非常了解一個緬甸女人，與之關係十分親密。

如今，奧威爾要回家了，動機並不清楚。這時候，他並沒有想到辭職，他的離開只是因為他有醫療證明、上級批准了他。他在回英國的途中並沒有把自己生病的情況告訴家人。奧威爾後來作了辭去在緬甸警方所擔任工作的聲明，其語氣之堅決確如他對聖西伯利安和伊頓的評價一樣。奧威爾放棄了公職。1940年，他對《20世紀作家》一書的編纂者說，「我之所以辭職，部分原因是緬甸的氣候損害了我的健康，部分原因是我產生了要寫作的模糊想法，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不能再為文明用語服務了，我認為帝國是一幫恣意作樂、花天酒地的人組成的。」就像對奧威爾對聖西伯利安和伊頓的評論一樣，人們對他辭職的聲明也有所懷疑，他當時辭職的決心究竟有多大、原始的模糊的辭職念頭是如何隨着時間的推移而加強的。他對自己健康狀況的判斷準確嗎？1923年他在警校訓練的一張照片上依然顯得精神飽滿，但是，他的絕大多數同時代人描述他在緬甸期間是「瘦瘦的」或是「骨瘦如柴」。斯圖爾特注意到奧威爾的肺部不好，潮濕的緬甸氣候對此毫無裨益。還有就是奧威爾反對文明用語的天性，他在緬甸警方任職的後期就有了這種思想，他是失意的煽動者之類的人，當他對懷疑的東西質疑或者從村落的長者那兒聽到甜言蜜語時，這種煽動的思想就悄悄地積累起來了。《通向威根堤之路》中的某些章節寫到了他在緬甸的日子，充滿了象徵性的時刻——在開往曼德勒的夜車裏，他與一個該死的帝國教育工作者待在一起，他們在「憔悴的晨光」中到達目的地，兩人就像「犯了通文明用語罪」似地分手。一位文明用語傳教使團的教士看見奧威爾手下的一個緬甸人欺凌一個嫌疑犯，就對他說，「我希望你不要這樣做。」這些生動的描寫給讀者留下一個深刻的印象：沒有幾年的苦思冥想是表達不出來的。然而，奧威爾堅定的反對文明用語的信仰很可能就是在這個時候紮下根的，可是被隱匿得很好，同事們對此毫無知覺。通常，服務於帝國警界的人是不太會注意異端邪說，那些在緬甸認識奧威爾的人認為他的言論絕對吻合當時的環境。斯圖爾特從未想到過奧威爾會反對現存的制度；英國氧氣公司化學家馬里森認為奧威爾是一個完美的代表人物；一直關注奧威爾的霍利斯了解他在英國的情況，也設有發現他具有這種信仰的蛛絲馬跡。「成為帝國警官，奧威爾十分痛苦，他一再強調在私立學校里不應該存在懲罰和鞭打的理論，可是，這個理論對緬甸人不起作用……」奧威爾智力超群，擅長諷刺，深不可測。但是，對待霍利斯，奧威爾肯定比較鬆弛，或許會流露一些他的真實感情?

回過頭來看看奧威爾離開緬甸的情況吧。當初因為生病，他似乎就打算離開了——畢竟只有幾個月而已，而且，服務滿5年就有法定的假期了。可是，這一切並不能減少同事們的各種各樣的謠傳。例如，比頓認為，奧威爾的離開是因為他忤逆了地區警察總監。利穆贊太太諮詢過的一位警官曾經建議說，倘若奧威爾干這份工作不舒服，他應該辭職，因為他有開創一番新事業的時間。

最大的可能性是，1927年中期，奧威爾病了，非常思念英格蘭，同時又懷疑目前正在從事的這份工作的價值，對自己的將來又沒有一個清晰的目標。奧威爾花了幾個月的時間才想好如何公開表達他的思想。2年後，奧威爾在為法國報紙寫的一篇文章中說，「如果我們沒有說錯的話，英國正在無恥地掠奪和偷盜緬甸。」弗洛里聲稱「大英帝國僅是一部讓英國人進行貿易壟斷的機器，或者確切地說，是讓一幫猶太人和蘇格蘭人進行貿易壟斷的機器」。接下來是一份資料詳盡的分析，分析了大英帝國是如何掠奪柚木、稻米和石油工業，是如何文明用語其他國家的貿易，比如像平紋細布的生產和造船業，以此來擠垮對手的競爭。弗洛里的思想核心和「毒害一切」的是「極為仇恨他身陷其中的文明用語氛圍」。奧威爾成熟之後，就試圖嚴格區分立場堅定者與趨炎附勢者、行政職責與商業利益，在「懶散和貪婪」的驅使下，帝國在遠東的前途被糟蹋了。此外，奧威爾對緬甸和緬甸文明用語的態度總是很現實，對緬甸的「民主」前景不抱幻想。1942年，他寫道「奢談文明用語是廢話，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緬甸永遠不會文明用語」。在一個國際強權政治充斥的世界裏，前殖民地國家最好的前途就是衛星國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