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嚮往“新人”
(一)
1983年我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住過一段時間。那期間我寫了兩三篇短篇小說。現在重讀，發現我在文章里對大學校園裏的樹描寫得極端詳細而準確。從日本研究中心分給我的房間的窗戶里——現在的日本研究中心已不是那座建築了——能看見美麗的大樹。它的葉子和山茶樹葉相似，樹上開着像刷子一樣的花，結着火紅的果實。在伯克利有許多澳大利亞原產的樹木，這棵樹的日文名稱是「澳洲大腿」樹。在伯克利，經常能看見用這種樹攔成的樹籬，而我房間窗前的這一棵卻特別高大。
我覺得在英語里這種樹的名字應該叫灌木櫻桃樹，學名為EugeniaMyrtifolia。當時日本研究中心的一位女秘書名叫尤婕尼，是位很有才幹、待人親切的女性。有一次我差一點就跟她說，你的名字和那棵樹的學名一樣。但是，要是她問我為什麼要說這個，我會不知如何作答，於是最後還是放棄了。如果有人從時裝、橫笛、房間方面研究日本古典文學，那他一定會知道《源氏物語》中描寫的用丁香做染料染成的和服。這種染料的原料丁香樹就是EugeniaAromatica，和灌木櫻桃同屬一科。
我當時住所附近的女教授俱樂部的樹籬也是由灌木櫻桃樹圍成的。每到周末就有一個姑娘到這裏來打掃客廳。看上去她好像總是很憂鬱。可是有一天她坦白地告訴我，她曾經當過冠軍。她說她是悠悠球冠軍，還曾作為可口可樂的形象大使去過日本。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拘謹而憂鬱的冠軍。我把這件事如同寫樹木一樣，也寫進了我的短篇小說里。
在我長久的作家生涯中，曾多次提到自己最初是怎樣開始接觸文學的。毫無疑問，在我開始讀的書中，翻譯成日語的《哈克貝里·芬歷險記》是最使我津津樂道的一本。後來，我又讀了這本書的原著，從而把我帶進了美國小說、首先是短篇小說的世界。在回憶那是什麼樣的作家的作品時，我想起一件事情來。在波士頓舉行的海明威百年誕辰紀念大會上我作過簡短的發言，重新大量閱讀了他的作品以後，我清晰地想起了如下的事情。
我就從這裏開始講吧。
(二)
我們從少年到青年時期一直在了解這個世界。但是，一般而言都是從現實生活中，所以這個習得過程十分混亂。我之所以基本上是相信人的，是因為我知道孩子們具有克服這種混亂的自主的平衡感，或者說他們有綜合的能力，再或者換個說法就是他們具有想像力。
對孩子們來說，文學是給予他們對抗這種混亂的支柱。可是，對孩子們來說，文學又成為加劇這種混亂的、難以對付的契機。童年的我關於「死」的最強烈的實感來自小說。小說中描寫了在島上生活的哈克和吉姆從漂流過來的房子裏的暗處中看到一個死去了的男人。吉姆的語言表現力以比現實更濃厚的實感逼近我。
「這個人並不是睡著了——他死了。你在這兒等一等，我鑽進去看一看。」
吉姆說着就去了，他彎著腰進屋往裏看，說道：
「是個死人啊。真的。身上連衣裳都沒穿。他的脊背上挨了一槍。我想他死了總有兩三天了。進來，哈克，可是千萬別看他的臉——太可怕了。」
當年在讀這本譯著的時候，我的祖母和父親都去世了。我對家裏兩位去世的人沒有印象，反倒覺得自己和哈克一同感受到躺在黑暗裏的死人更加逼真的真實性。我一邊把書里的「死亡」和我身邊發生的兩宗「死亡」反覆比較，一邊梳理陷入混亂的自我世界。
上面說的事發生在二戰期間，是我在太平洋對面的小小的島嶼上的經歷。戰敗以後，地方城市佔領軍在美國文化中心設立了開架圖書室。對我來說，這個我最初使用的開架圖書室是一個值得紀念的地方。我在那裏遭遇到另一種「死亡」。接下來受到的引導又是什麼呢？我這個讀過《哈克貝里·芬歷險記》原作的少年又讀了《在我們的時代》這本書。那個時期，我對這兩位英語作家在語言上深厚的血緣關係一無所知。後讀的這本書里也有一個短篇描繪了「死亡」。少年時代的我是這樣感覺的——除了有哈克搖著獨木船，尼克搖著小船，他們各自搖船行駛在昏暗的水面上，遇到了死人的共同點以外，兩部作品還有一種特殊的聯繫。哈克實際上沒能清楚地看到的「死人」，尼克卻清楚地看到的「死人」，對我來說都一樣。諸位都能清楚記憶書中用獨特的文體這樣描寫尼克所看到的情景。
醫生揭開印第安人頭部蓋着的毛毯。撤回時手都濕了。他用一隻手舉著燈，坐到下層床鋪邊上，望着上層床鋪。印第安的男子面向牆壁躺在那裏。整個脖子被齊耳割斷。床鋪上由他身體的重量壓出的凹陷處積存着血。他的左胳膊搭在枕頭上。裸露的剃刀刀刃朝上放在毛毯里。
十年以後，我已經成長為一名年輕的作家。無論這個世界如何混亂，我都有了應對自如的能力。那時我看到了海明威去世的消息，於是我的情緒又完全回到了少年時代，再次深刻地經歷了一次從根本上——對這個世界的一切——的恐懼和厭惡的過程。那樣一位從年輕時期就深刻、明確地認識到「死亡」的人，如果在剛步入老年的時候就自殺的話，我自己豈不是也逃脫不了這樣的命運嗎？我想我是徹底垮掉了。
(三)
現在，全世界的報紙雜誌都在制定迎接新世紀的計劃，也有人向我約稿，他們讓我寫一個短篇，談一談怎樣從二十世紀末過渡到下一個世紀。我自認為我完成不了如此宏偉的計劃——其實，我已經給編輯部寫了道歉信——儘管如此我還是接受下來，於是我便有了愉快並痛苦地擁抱幻想的機會。
我想寫一個男人在核武器時代如何生存、然後切身體驗死亡的故事。一般來說，用短篇原本寫不了這樣的故事。由此我打算採用倒敘的手法來寫這個短篇，一開始先寫男人瀕臨死亡，他雖然明白自己有必須寫以及應該寫的故事，但還是回憶起許多絕對不能寫的故事。這個短篇的標題為《核武器時代高原之雪》。在本世紀末，提到用短篇來表現人類的典範時，我首先想起的就是這一百年來最著名的文學作品之一、海明威的短篇《乞力馬扎羅山上的雪》。
說起這個經典，如果重新閱讀就會感到，在世紀末思考小說究竟為何物的時候，這篇小說蘊含着使人進行徹底反省的力量。儘管這是個簡單的問題，但是只有小說家畢生都寫下去才能回答好它。以下問題被直率地提出來——
小說家是怎樣的人？是寫他所知道的事的人嗎？也許不是？可以說至少二十世紀後半期的小說家相信或者說一直在努力地去相信小說家應該是憑藉語言的能力，想像力的結構寫盡他自己所不了解的事情的人。然而，海明威的筆下描寫的一個人物卻持反對意見，他堅信不是那麼回事，小說中這個人物躺在非洲高原上的帳篷前，守護著自己正腐爛下去的腿。
男人堅持說即使他患不治之症，也要趁還有些力氣的時候，去觀察大鳥是怎樣飛來接近快死的人的。
即使他的狀態越來越糟糕，但浮現在他的頭腦里的想法卻是：
不到深深了解的地步不打算寫，事到如今恐怕也寫不了了吧。如果再想寫，又試着寫結果不會不行，也許根本就不具備寫的能力，因此總是一拖再拖而延誤了動筆的時機。總之，事到如今，好像有些想不明白了。
關於這個問題還什麼都沒寫，那是因為開始我不想傷害任何人，可是即使我不寫這個題材，也有不少別的可寫。話說回來，他還經常想總有一天要寫的。要寫的東西有很多，他在一直觀察著社會的變化。不僅只觀察發生的事件，不只觀察了許多事件，也觀察了人，還觀察了更微妙的變化。他能回憶起人在各種情況下會有怎樣的表現，那是他深入其中觀察的結果，寫這些東西是他的義務，可如今他又不打算寫了。
男人的內心獨白是，自己很清楚自己還能把更多的事情一一寫出來，可直到現在為止還沒寫，今後也不打算寫了。像是被主人公的話喚出的和聲一樣，我們想起了海明威的另外幾部長篇和短篇中非常自信的人物說過的話，他們自己很清楚能寫出一切。如同我們不得不承認所有小說的作者都相信「不了解的事情不能寫」、「活着就是為了自己能實際地了解自己能寫什麼」一樣。
況且小說中的主人公在無限地走向死亡的時候，還頭一次了解了自己完全不知道的事情，豈止是清楚自己能夠寫作。由於他有理想，最後結束生涯時他實際上確實了解了很多事情。
往前方一看，滿眼都能看見像整個世界一樣的高聳的大而寬闊的乞力馬扎羅山，四方形的山頂沐浴著陽光，放射著令人難以置信的純白的光輝。此時，他知道自己要去的地方就是那裏。
青年作者海明威在《在我們的時代》一書中知道了應該明確地寫「死亡」后，又過了十年寫出了《乞力馬扎羅山上的雪》。他的寫作原則是只寫自己很了解的事情、深刻了解了以後才能寫。它正說明了我剛才提到的簡單問題的複雜性。小說家應該寫他了解的事情呢，還是靠語言能力和想像力的構思來寫他自身以外的事情——他了解到的這兩千年來人類的歷史和未知的事物呢？
(四)
又過了十五年，海明威已是這個世紀最成熟的作家，但是對寫《老人與海》的作者來說上述的簡單問題仍繼續存在。《老人與海》寫的是古巴的老漁夫在海上度過危機一事，他毫無疑問非常了解漁夫經歷過的這件事情，所以只描寫了他很了解的事。
這個世紀從各個角度徹底地研究了小說應如何表現「時間」，作為作家的成熟度讓海明威輕易地、堂堂正正地取得了他在文壇應佔有的獨特的位置。作家的工作就是抱着自信的態度去確實了解人所具體經歷過的「時間」，並且信心十足地把握能最好地表現人物的最佳寫法。
作家還在作品中表現了作家所熟知的老漁夫所採取的行動，甚至描寫了人在未知事物前的表現——老漁夫獨自赤身****地站立着的情景。
雖然我可以引用這篇小說中的幾個部分來說明這個問題，但我還想讀一遍小說中的一個情節，在第二個夜晚，沒有失去抗爭能力的大魚用繩子拽著老人的船，又一次消失在夜色中。
太陽下山了，九月的大海立刻昏暗下來，天色已經很暗了。老人仰天倚靠在船頭的開始腐朽的板子上，儘可能讓身體保持輕鬆。依稀可看見幾顆星星。雖然叫不出它們的名字，但他一直注視着獵戶星座。總之，他很清楚，其他星星也會馬上陸續出現，不久就可迎來來自遠方的許多朋友了。
「是的，連魚都是我們的朋友，」他大聲叫嚷起來，「既沒見過，也沒聽說過這種魚，不過我要殺了它。值得慶幸的是可以不消滅星星。」
他心想，可以試想，如果人類為消滅月亮每天都必須焦慮的話，那月亮會逃得無影無蹤，不過，再設想一下，如果萬一為了想消滅太陽，人必須苦心慘淡的話，那究竟會發生什麼事情？他想我們生來就是幸福的人。
在我們的行星上，從上個千年到這個千年，一個抬起眼就能看見廣漠宇宙的人從人類哲學的精神出發，帶有最最詩意的靈魂，向我們走來。他所進行的思考與這位老人坐在行駛在黑暗的海上的船上的思考可以說幾乎沒有不同之處，當今作家們毫無例外地都這樣赤身****地躺在宇宙空間的底層，積累著仰望星空的經驗，而且一如這位漁夫那般不幸福。
《老人與海》把我們帶向暗淡的方向，可是，我從青年時期到臨近老年的現在，每當重讀這篇小說時都備受鼓舞。這是由於老人的腦海里反覆浮現的、他召喚的少年的行為所致。我想這種反覆是在為完成這篇小說的寫作所採用的各種技法中冒着破壞平衡的危險採用的惟一的技法。
「那孩子要在的話」、「孩子跟着我來該多好」、「那孩子要在這裏該多好，可是……」
作為作家，我自己的生活時間三分之二以上都用於圍繞我的智力殘缺的長子進行創作。我寫我很了解的關於他的事情。而且還寫一些我所不能了解的事情——像黑暗宇宙一樣無限展開的他的內心世界。每當回憶起這個短篇來，海明威的那些反覆的話語經常形成不斷重複出現的低音旋律迴響在我的腦海中。
到下個百年，也就是今年出生的未來作家慶祝百年誕辰的那一年，人類能否繼續堅持文學——其中也包括小說——的創作呢？對此，我時常是持有不很樂觀的感情。
應該能堅持下去吧。我也有時持不很悲觀的情感。我在這兩種預感之間搖擺不定，同時想像著下個百年的前四分之一時間段的事情。這樣說才是最老實的態度。
在過去的百年間，人類其實很清楚地了解到許多事情。也許可以說人類幾乎了解了所有的事情。下一個百年的人們可以從科學到意識形態，國際關係、環境，以至涉及更多的領域，接着我們的歷史寫下去。想到這個將要發生的事情，我們的心情就會豁然開朗許多。
想到人們在下一個百年間仍舊通過人的語言能力和想像力的結構，為表現自己還不十分了解的事情而寫小說就會讓我們更加精神百倍。
可是，如果要對生活在下一個百年的人們致意，我們這些這個百年人就不能悲觀失望地活着。我們要以自己同一時代的具體的人為線索寫作，必須竭盡全力重整旗鼓。
因此，我在想這個百年間最好的小說家的典型。我想到的是那位在青年時代寫了《在我們的時代》，中年時寫了《乞力馬扎羅山上的雪》，剛開始步入老年的時候寫了《老人與海》的作家。這位小說家的榜樣力量，再把他進入晚年後自己選擇了死也考慮進來——也正因如此才更——是無窮的。
「請記住，我是這樣生活過來的。」
這，是我的故鄉、地球上這一百年來最好的作家留下的話。到二十一世紀，人們仍然會記得海明威。
(六)
我認為日本近、現代文學最好的作家是夏目漱石。最近我從安部公房的全集月報中得知，安部公房對其親近的人說：「漱石是偉大的作家，可他出生得太早了。如果更晚些出生，漱石會和我成為同時代的作家，他會寫些什麼呢？」這引起了我的極大興趣。
正因為我知道安部公房很少從心裏評價他人，所以我才覺得很有意思。我想要是三島由紀夫的話，肯定會強烈反對推舉夏目漱石為這百年間最偉大的日語作家。在日本二十世紀的作家中，三島也是距離海明威的那種不加修飾的文體最遠的作家。他的一生中倒是做過「假裝士兵的遊戲」，可他沒去過戰場。既沒在非洲狩過獵，也沒在古巴釣過魚。日本作家裏，如果想找一個時常認為自己代表一個國家、一個時代的文學，並意識到海明威的存在的，就不能不想起三島由紀夫。
在實際生活和在文學方面，三島是日本文壇最先希望在外形上表現男子漢陽剛之氣的人。為此他進行肌肉鍛煉，把練成的肌肉拍成許多照片在媒體上公佈。他演出了華美的自殺，期望動搖日本社會，並將自殺餘波推向世界，造成影響。
在海明威在無人的地方、用難以分清是否是事故的方法實施的自殺引起的反應中，我覺得在我印象中烙下最深刻印象的應該是約翰·厄普代克的話——「自己感覺所有美國人受到了侮辱……」
我不認為三島有意要侮辱所有像我一樣的他的同胞，我也不認為他無意的行為最後成了有意的侮辱。這是因為海明威是全體美國人的作家，而三島並不是全體日本人的作家。但是三島選擇了自殺的場所及手段，期望打擊日本全體國民的表演順利完成，實際上最後還是達到了他的目的。雖然三島以死的方式號召日本自衛隊武裝政變，可自衛隊員們聽他生前最後講演的時候嘲笑他，還起鬨喝倒彩，以至於三島好幾次斥責年輕的士兵，讓他們安靜點，卻毫無收效。每當聽這段錄音，我都不由得想，這件事是他自殺表演中最令人辛酸的側面。
事實上我無法相信三島真的想號召武裝政變。如果真要這樣做的話，不論在道德上作何解釋，這位日本公認的頭腦最聰明的人物、曾任大藏省官員的三島是沒有理由準備號召內容如此空洞的武裝政變的。在我看來，他是把最華美的自殺表演當做最符合他明確的審美意識的東西來實施，而賦予它軍國主義的意義則是次要的了。
我有時想，死去的三島拒絕客觀地審視自己的表演效果，在他的心中深藏着一個無法超越的嫉妒之情。我的這個想法是有根據的。這是因為敏感的三島自己很清楚，另外一個人的自殺也沒有能代表某一個時代的日本和日本人。
三島曾經特別關注過一位比他早兩年自殺的自衛隊員的遺書。自殺的自衛隊員名叫元谷幸吉。這個人在1964年東京奧林匹克運動會上首次亮相。但他沒有像獲得世界冠軍的埃塞俄比亞選手阿貝貝那樣頑強，一直在追趕阿貝貝的他，在終點衝刺時被英國選手超過，得了季軍。
四年以後，當上了陸上自衛隊的軍官、被授予三等尉官軍銜的二十七歲的元谷，在位於練馬區的自衛隊體校宿舍用剃刀割斷右頸動脈自殺了。在他留下的一封遺書中這樣寫道：
親愛的爸爸、媽媽，三號那天你們做的山藥真好吃；(中間部分略)敏雄哥嫂做的壽司真好吃；勝美哥嫂的葡萄酒、蘋果真好吃；嚴哥嫂的紫蘇飯和腌辣椒真好吃；喜久造哥嫂的葡萄汁、養命酒真好喝，你們還經常給我洗衣服，謝謝了。幸造哥嫂那天讓我搭便車，謝謝，還有墨魚真好吃。正男哥嫂，我經常給你們添麻煩，真對不起。幸雄君、秀雄君、干雄君、敏子、秀子、良介君、敬久君、苗子、雪江、光江、彰君、芳幸君、惠子、幸榮君、小裕、小希、正嗣君，你們都要成為優秀的人才。親愛的爸爸、媽媽，幸吉我已疲憊不堪，走不動了，請你們一定原諒我。你們總為我操勞、擔心，我真過意不去。幸吉永遠在二老身邊。
從遺書里我們可看出他的家庭是個大家族。你們身為美國人，遺書里寫進去的家庭成員的名字不會對你們有具體的喚醒力吧。可是，像我這樣在舊時代生活過的日本人，從這些人名的命名法的意識形態來看，就能知道這個家庭的家父長很有權威。這種家族主義也會影響他們的親戚。這樣的充滿傳統倫理觀的名字是大家族的孩子們所共有的，也許現在的日本已找不到例子了。它清楚地為我們顯示出這三十年來日本人家庭「氣氛」的變化。
遺書里詳盡描述的食物名稱也表現了那個時代。寫這封遺書的時候是戰敗後過了二十多年，那時日本已不是糧食匱乏的國家了，但是，自那以後又過了十年人們才進入溫飽、美食的社會。這一年，日本經濟聯盟認為大蝦的進口量大幅增加，說明日本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並以此事為例反對給工人漲工資，想要對抗工人春季罷工的攻勢。很多商家都在關注冷凍進口大蝦的消費者不斷增加這一事實。這封遺書真實地反映了那個時期日本人的飲食生活水平。
那年年初，約翰遜總統特使來訪，請求日本協助美國保持美元堅挺。日本人清楚美國在越南戰爭中正在被窮追猛打，大家都看到了正月攻勢、解放戰線猛攻西貢的報道。但是，大多數市民並沒有幻想日本經濟能不久后達到稱霸世界。那以後也沒有人想像日本經濟會逐步衰落直至跌入深淵。
這一年在日本國內也發生了東京大學糾紛、日大糾紛等轟轟烈烈的學生運動。國際上的事件有巴黎五月革命、蘇聯軍隊侵入捷克首都布拉格。現在只要回顧一下，就能確切感覺到世界充滿了巨變的預兆。
可是，陸上自衛隊——日本戰後本不該有的軍備，自衛隊是社會扭曲的典型現象之一——的長跑運動員悖逆了上述世界潮流，在想自殺時寫了這樣的遺書。在遺書中，他敘述了詳細的食物名稱及具體的謝詞，還勉勵親戚家的孩子們成為優秀的人才。對雙親為自己操勞深感愧疚。在奧林匹克運動會後，他為肩負國威還在繼續跑。但是他向雙親謝罪說，我已疲憊不堪，跑不動了。幸吉永遠在二老身邊。
那以後的二十五年中，這封遺書採取的這種文體、內容以及產生它們的人際關係、社會形態就完全消失了。我們就此能夠體會元谷選手的遺書是多麼充分地表現了時代。
國際關係的變化本身幾乎不可能影響日本語的文體，然而世界俗文化的流入改變着年輕一代的日本人的文體，並且也影響了老一代的文體。應該說遺書的作者——也就是1968年二十七歲的自殺者——採用的那種文體是個尾聲，它已經從日語世界裏消失了。
我們從報社保存的照片上能看到在人聲鼎沸的東京奧林匹克長跑比賽的賽場上元谷選手被第三位的英國選手緊追的場景。他是個長相很端正的年輕人，跑步姿勢也很漂亮，他的臉上明顯露出不安的神色。
我甚至覺得，僅僅把這張照片與遺書配套，就能夠形成一個代表六十年代的日本和日本人的短篇。兩年後，在自衛隊的另一處設施里上演了大規模演出，率領殉死者自殺的三島由紀夫沒能起到幸吉選手那樣的作用，沒能用他自身的死亡清晰地表現出確切的時代。我想像如果三島臨死時想起那個自殺的話，會不會嫉妒成為時代與人群的表現者的元谷幸吉？
剛才我主要從政治方面評論了三島的死。現在我想在外國聽眾面前，談一談我自己是怎樣當上作家、如何生活、將來如何面對死亡。關於三島的死我有了新發現。從那個自殺事件到今天，就日本文學來說，不得不說文學在衰退，對這一點三島的死做了充分的預言。
三島由紀夫作為政治人物讓自己像日本列島上空的焰火一樣消失了。但是他在自殺前寫完了生平最大部頭的長篇小說，還細緻地準備了書信並用其他方式囑託他人把它譯成外語，推向世界。有證據顯示，直到生命的最後，三島最關心的重大事情是文學，儘管那隻能說明三島對他自身的文學榮譽具有很強的意識。他自己也就這樣自行結束了生命與文學。並且——三島表明，起碼那以後日本沒有出現偉大的文學。他的死向世人告知了這一點。他是把這一點告訴了日本的文學讀者之後才死的。
作為日語作家，我度過了他死後的三十年。也可以說我的文學生活是痛苦的。我深切感覺到三島由紀夫用死亡做出的預言實現了。在社會方面，他言中了國粹主義的復興與增強。文學衰退的事不幸也讓他言中了。不論是作為日本的知識分子、還是作為用日語創作的作家，我度過的這三十年就是如此。
(七)
我想再談談在文學繼續衰退的狀況下，我該寫哪種小說，該如何準備自己的後事。伯克利上一次也給了我講演的機會。在那篇講演中我談到了不僅在日本，在美、英、法也都十分知名的政治思想史專家學者丸山真男。我還批評了現在日本興起的新國家主義的趨勢，以及反對否定民主主義——現在它已被特別地稱為戰後民主主義受到批判，毫無疑問正是因為它的存在，民主主義才在日本變成現實——的潮流的觀點。
眼下，關於日本的新國家主義的潮流和否定戰後民主主義的趨勢，只需看政府的言論和媒體的論調就很清楚了。可是，文學的狀況是怎樣的呢？人們也許會說，所謂的日本文學衰退也只不過是你個人主觀的看法罷了。
客觀地講，在日本被稱為「純文學」的東西——在美國則被叫做嚴肅小說——的讀者顯然正在急劇減少。目前，刊登「純文學」的日本最常見的媒體即文藝雜誌在經營上恐怕沒有一種能賺到錢。此外，在雜誌上發表過的作品印成單行本后，除個別作家的作品以外，其銷售形勢一般也不樂觀。
可是，如果多少改動一下「純文學」的評價標準，也就是說，如果以更寬泛的視角看待日語文學作品的話，肯定每年都會出現贏得空前讀者群的作品。問題本身就是，這種現象也代表着文學衰退……
因此，我想談談我自己這個決不可能期待擁有眾多讀者的作家，現在應寫什麼樣的小說。由此你們會理解一個日本作家在感到文學持續衰退的同時，作為個人為打破這種困境正在做怎樣的努力。我在出發來伯克利之前，把目前為止我寫的最長的小說《空翻》交給了印刷廠。我想說這是我最重要的作品。
我寫這部小說用了四年時間。在這一期間，日本經濟剛度過了高速增長期，在泡沫經濟破滅后處於蕭條的危機時期中。小說里故事的時代是小說創作時期以及此前十年左右，主題是以年輕的日本人為信徒的具有較大勢力的新興宗教團體領袖的背叛以及重整旗鼓。即使在傳教最盛期，這位宗教領袖的思想——其中既有佛教的，也有基督教的思想——也被當做混雜宗教思想受到批判。它是決不可能被天主教、基督教各派教會接受的。從宗教上思考，如果沒有基督教的影響，跨越百年的日本近代化就不會紮根鞏固。同時，它與日本人傳統的神秘思想也有關聯。這種神秘思想包含佛教、神道教，以及從它們中衍生出來的東西。
這個教團關於時間終結、世界末日的教義有和原教旨主義者各派很明顯的相通之處。可是，年輕的教團成員們希望強調他們的信仰及其活動的獨立性。這很明確地表明了他們的信仰活動逐漸向社會展開，成為在政治上過激的派別的過程。小說講的是這個教團在從信仰方面和社會影響方面都經歷過一次大挫折以後的宗教活動。小說開始時間的十年前，教團曾經解散過。解散是通過電視及媒體進行的，很有戲劇性。宗教領袖和他的合作者通過電視屏幕表明他們所制訂的教義，宗教活動全都是天大的玩笑。他們製造一種龐大的喜劇性結構只為享受具有滑稽意味的混亂事件……
宗教團體的激進派們已經分散到全國，準備採取實際行動。他們的計劃是向政治領導者、官僚、金融界人士發動恐怖襲擊，還要襲擊核電站。在這個階段，領導者們被迫做出上述發言來證明實際行動是毫無根據的。
領導者們的計策加上警察、公安部門的協作大獲成功。所有的恐怖行為、爆破設施都控制在防患於未然的階段。宗教團體解散了，背叛的宗教領袖們從社會上蒸發了。宗教領袖們的背叛被叫做「空翻」，然而社會還記得他們。
接着，小說又重新敘述十年以後已銷聲匿跡的宗教領袖們又開始活動的事情。他們想建立全新的教會，可事實上並沒按他們的意願運作成功。十年前由於宗教領袖們的「空翻」而被拋棄的眾信徒組成了若干個小組保持着他們的信仰。既有更加堅定的政治信念的激進派小組，也有沉溺於神秘信仰、朝向封閉方向發展的女性小組。宗教領袖們必須回應這些人的要求。曾經全面否定宗教團體、教義的宗教領袖們又該如何與原來的信徒們一起創立新教會呢？這就是我這篇小說的骨架。
①ShabbataiSevi：TheMysticalMessiah(1957)——譯註。
②ShabbataiZevi(1626-1676)，Sabbatean教派創始人。生於土耳其，年少時顯露宗教方面的天才，於是專攻神學，特別對神秘的彌賽亞之說深信不疑，1648年宣稱自己就是救世的彌賽亞，獲得遍佈世界的猶太人的追隨信奉。但1666年在登陸君士坦丁堡時被抓，為免於死刑在蘇丹面前改宗信奉伊斯蘭教成為穆斯林。然而教派活動並未因此而終絕。至今，在土耳其還有10萬教眾——譯註。
③NathanofGaza(1644-1680)，先知、神學家。在耶路撒冷遇到茲維后令苦於自我懷疑的茲維確信自己就是彌賽亞——譯註。一個宗教團體的救世主式的領袖突然全面背叛。這個想法來自我讀了很長時間的肖勒姆寫的《薩巴泰·茲維：神秘的彌賽亞》①。十七世紀在土耳其從猶太教改信伊斯蘭教的假基督薩巴泰·茲維②為什麼能把我這個日本小說家迷惑住？你們大家一定覺得這件事不可思議吧。
我在伯克利的大學生協會書店找到了肖勒姆寫的這本大部頭，然後——這本書由原文譯成了英文，作為BOLINGEN系列叢書之一出版已經十年了——一直在看。開始時，書中薩巴泰·茲維的合作者加沙的那桑③迷惑了我。後來，執拗地批評茲維的薩斯朴塔斯拉比成為我關注的焦點。
可是，至今最長久迷住我的是在茲維背叛宗教后，仍繼續留在歐洲各地、小亞細亞、非洲的他的信徒們。現在日本出現了救世主式領導者，如果他完全背叛他的宗教，那麼以後信徒們將會怎樣生存？我讀這本書的時候正值「奧姆真理教事件」發生。我開始考慮上述問題時，腦海中小說的結構便逐漸清晰起來。
(八)
我沒有更多時間繼續談這部長篇小說的內容。只是想強調一下，在小說接近尾聲的地方，寫到曾經一度棄教、後來又建立了教會的領袖——對他來說，曾因激進派的恐怖行為失去了他的戰友：起預言家加沙的那桑作用的男人——從新約的《以弗所書》中摘出「新人」這個詞，把它作為今後活動的中心。
太平洋戰爭敗北后，有一批希望創新日本文化、通過文化使日本重生並為此奮鬥的知識分子。在他們當中，我只是小弟弟輩或是小孩子輩的。我希望繼續保護這些遺產——無論是那些社會科學家們所構思的戰後民主主義體制也好，還是那些作家們革新了文體與主題的日本戰後文學也罷。為此，我一直在努力工作。
現在，我已經接近在古巴的昏暗的海上與大魚鬥爭的老漁夫的年齡了。我已說過，我被海明威作品中召喚「孩子」的那個老人的話迷住了。長篇小說《空翻》肯定是我自己生命中最後的小說之一，在這部長篇中談到的對「新人」的期待也源於和老人同樣的希望。這雖然是個人感情，但是明治維新以後的一百三十年以及戰後的五十年的經驗表明，在日本的社會和文學方面，為了設法對抗負面遺產的復活，保衛不多的正面遺產，只有寄希望於新的一代。現在我之所以從心裏這樣認為，不僅僅是出自個人的感情，而是來源於更普通的危機意識。
我就談到這裏。
(庄焰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