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這不是演習
我們有能力塑造自己的文明，為了建設我們的社會，我們需要把自己的熱情和勤勞投入到所追求的事業中。來到這片土地上的人們不僅僅是要建立一個新的國家。他們是在尋找一個新世界。所以我今天來到你們的校園，我要告訴你們，你們可以把前人們的夢想變成現實。讓我們從現在開始，這樣當未來我們回顧走過的歷程時便可以說：就是從那時起，經過了一段漫長和辛勤的勞作，人們的才智得到開發，生活變得日益豐富。
——林登B〃約翰遜，1964
這裏的大多數政治家並不清楚伺服器和服務生的區別。這正是韓國的孩子們比南布朗克斯（紐約地名）的孩子們有更多上網機會的原因。
——安德魯〃蘭塞傑，2005年參與競選紐約市公眾代言人，他試圖推行一項致力於升級紐約市IT設施的計劃（他沒有當選）。
作為一個在冷戰時代長大的人，我總是記得駕車沿着高速公路行駛時，收音機里的音樂時常會突然停止，繼而播音員用一個冷酷聲音說：「這是緊急狀態廣播系統的測試演習」，接着是30秒的高音警報器聲。幸運的是，在冷戰期間，我們從沒有從播音員口中聽到「這不是演習」。然而，我在這裏卻要說——這不是演習。
世界在趨向平坦的過程中給美國帶來的機會和挑戰是複雜的。因此，我們以前處理事物的方法和手段不再夠用也不再有效。如果固步自封，那我們就不能總保持創新，作並佔到先機。身為對沖基金經理的美籍印度人迪尼克。辛格說：「對於一個像我們這樣富有的國家來說，在提高國家競爭力方面花費如此之少的經歷讓人感到十分驚訝。
我們所處的世界體系中，有上億的人匯聚在一起，而我們應當好好地思考這意味着什麼。如果過去正確的東西到現在碰巧依然正確，那該多好呀。然而，現在卻有很多事情需要你用與過去不同的方式去做.你需要對此有更深層次的思考。「如果說美國歷史上有那段時間與現在的情形相像的話，那便是1957年左右，當時是冷戰搞得最激烈的時候，那時，蘇聯率先把人造地球衛星送上太空，在與美國的空間競賽中一馬當先。當然，那個時期與我們現在有很大的不同：那時美國面臨的主要挑戰來自於那些忙於修砌各種」柏林牆「的人，而今天美國面臨的挑戰則是所有的牆都被推倒，很多人可以在世界舞台上與我們更加直接地競爭的事實；那個年代，美國面臨的主要挑戰來自於推行共產主義的國家——蘇聯、中國和朝鮮，現在美國面臨的主要挑戰則是來自於推行極端市場化的國家——中國、印度和韓國；那個時代的主要目標是建立一個強大的國家，而現在這個時代的主要目標則是使每個個體都具有強大的競爭力。
我們需要拿出像當年開墾新邊疆和建造偉大社會史的幹勁來應對當前的挑戰。
我們需要我們的總統能夠號召全民在自然科學、數學和工程學領域努力學習，拓展知識，從而佔領世界在平坦化過程中開闢出來的新的制高點。我們還需要一個偉大的社會，我們的政府要通過修建基礎設施、社會保障體制和各種制度以幫助每個美國人在工作非終身制的年代有競爭力。我呼喚我想像中的這個世界的到來。
調動美國人團結起來建設這樣一個社會顯然非常困難。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外交政策專家邁克爾。曼德爾鮑姆說：「國家面臨的危險比個體面臨的危險更容易被傳達。」搞經濟不像戰爭，經濟總是可以取得雙贏，但是有時候，我卻希望經濟更像一場戰爭。在冷戰的時候，我們看到了蘇聯在紅場上炫耀他們的導彈。
所有的美國人，從大陸的東端到西端，都受到了驚嚇。我們的政客們不得不認真地、集中精力地規劃我們的資源和教育，從而確保美國在同蘇聯的競賽中不落後。
可是今天，沒有來自印度洲際導彈的威脅。昔日經印度連接克里姆林宮和白宮的熱線已經被一條服務線路所取代。過去，當熱線另一端的列昂尼德。博列日涅夫在威脅一場核戰爭，現在，熱線的另一端卻是一個柔和的聲音，期望幫助你調出你在美國在線的賬單或者與你在一個新軟件上取得合作。這種聲音沒有赫魯曉夫把一隻鞋重重地砸在聯合國的桌子上那樣具有威脅性，也不像鮑里斯或娜塔莎用一口濃重的俄國腔說我要埋了你。這種聲音像一支歡快的印度歌曲，讓你感覺不到任何威脅和挑戰。你聽到的僅僅是：「你好，我是拉吉夫，我能幫你做些什麼嗎？」
不，拉吉夫，你幫不了我。
對於如何應對來自平坦世界的挑戰，我們沒有服務熱線可以呼叫。我們只能依靠自己。如我在第四章中所論述的，我們已經擁有應對這個挑戰的工具，但也如同我在第五章中所指出的，我們還沒有使用這些工具。真正的危機到來之前現實總是顯得異常平靜。今天，那種認為既然美國已經主導世界經濟超過百年，因而其主導作用還將延續下去的想法是一種危險的妄想。這種妄想與20世紀50年代時那種認為美國的科技將永遠在世界處於領先地位的妄想如出一轍。然而，應對挑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使我們的社會跟上世界平坦化的速度需要付出艱辛的努力，我們將不得不以與以往不同的方式去做大量的事。如同甘迺迪總統於1961年5月25日在國會所作的著名演講《國家面臨的當務之急》中要求的，我們需要萬眾一心。當時，蘇聯發射人類歷史上第一顆人造衛星和首次把宇航員加加林送入太空給美國帶來巨大震撼。加加林升空后的第13天，甘迺迪總統作了演講，他認識到，雖然美國有比蘇聯多得多的大量的人力資源和制度保障，但是它們沒有被充分的利用。
「我相信我們擁有所有的必要資源和才能，」甘迺迪說，「而事實是我們從來沒有對我們的資源作出合理的必要的規劃。我們也沒有按照緊迫的時間表確定長遠目標或充分利用資源與時間。」在他提出10年內要將人類送上月球的計劃后，甘迺迪補充道：「我要求國會和全體國民堅決地投入到這一計劃與行動中去，而上述計劃與行動會持續多年並會付出巨大的投入。這個決定要求全體國民投入到自然科學、技術、人力資源、原材料和機器設備的研究、培養和建設中，並且很有可能要求人們把精力從他們目前正在從事的其他方面的重要活動中轉移出來。這意味着一定程度的奉獻、組織動員和紀律，而這正是我們在以前的研究與發展過程中所缺乏的。」
為了達到設想的目標，甘迺迪立下了誓言，而這個誓言即使放在今天依然符合現實：「所以我將向國會提出一項新的人力資源開發和培訓計劃，用來培訓和再培訓上千萬的工人，尤其是那些因為技術進步而被置於長期失業境地的工人。
通過為期4年的新的職業技術培訓，我們要用工業自動化所要求的新技術來替代工人們目前所掌握得已經被淘汰的舊技術。「
現在我們也應該像甘迺迪那樣未雨綢繆。我們要知道哪些需要保持，哪些應該丟棄，哪些需要改造，哪些需要吸收，在哪個領域我們要加倍努力，在哪個領域我們要集中精力，這正是我在這一章所要論述的。儘管這是一種直覺，但世界平坦化的趨勢一定會在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間產生巨大的裂變作用。意志不堅定會導致更快速度的落後。發達國家會面臨來自發展中國家更為激烈的挑戰。由於政治穩定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經濟穩定，而平坦世界中的經濟是不穩定的，所以我不免會對此有些擔心。
總之，你會看到這種裂變會進行得更快和更激烈。回想微軟試圖盤算著如何對付全球範圍內免費編寫軟件的人，我們現在進入了對類固醇創造性破壞的時代。
即使你的國家已經有了對付平坦世界的通盤戰略，它還是會在新的方面形成挑戰。
而如果你根本就沒有事先制定任何戰略，那麼你不得不接受警告：這不是演習。
作為一個美國人，我關心我的國家。我們如何使我們的利益和機會最大化，並對在世界平坦化過程中遇到困難的人提供保護？有些人的建議趨於保守，有些人崇尚放任自由。我提供的解決之道是富有同情心的平坦主義。富有同情心的平坦主義是我下的定義，其含義是在一個平坦的世界裏應漸進而行。我在開始就假設，除了某些地緣政治的衝突外，世界將變得越來越平坦，黎明將和黃昏銜接。在這樣一個平坦的世界裏，政府和政治家的工作將比以往更加重要。其職責是迎接全球化並通過一系列的政策建立一個更公正、更富同情心、更平等的社會，我們既不是要強化原有的福利國家，也不是要廢棄它，僅由市場來決定我們需要重塑它，進而賦予每個美國人前景、教育、技能和安全網，這些都是他們在平坦的世界裏和其他人競爭所需要的。這就是富有同情心的平坦主義的含義，它應該圍繞以下五個方面構建：領導、肌肉的構建、好脂肪—緩衝機制、社會行動主義和撫養。
領導美國政客的工作，無論是從當地、州或國家的角度來講，都應該是教育人民並向他們解釋，他們生活在一個什麼樣的世界，以及如果想過上好的生活，他們應該做些什麼。可是我們今天面臨的問題是，政客們根本沒聽說過什麼平坦的世界。正如風險投資家約翰。多爾曾經跟我說的：「當你和中國的領導人談話，他們的領悟速度相當快，因為中國的領導人全部是工程師出身。而美國政客就做不到，他們全是律師起家。」
比爾。蓋茨也補充說：「中國人願意承擔艱苦的勞動，願意接受教育。當你會見中國的官員們時，你會發現他們全是科學家和工程師。你可以和他們進行數字化討論，而不必聽他們說什麼『如何給他的政治對手以顏色』，你面對的是一個聰明的官僚機構。」
當中國總理溫家寶於2005年4月首次訪問印度時，他並沒有像其他外國領導人那樣飛往新德里。他徑直從北京飛往班加羅爾，作了一次技術之旅，然後才前往新德里。沒有一個美國總統或副總統曾訪問過班加羅爾。我並不是說要求所有的美國政客們都去讀工程學位，但是如果他們對導致世界平坦化的各種力量有一個基本的了解並能以此來教育自己的國民進而激起反響，這無疑會對我們有很大的幫助。然而，事與願違，現在太多的美國政客們看上去在做完全相反的事情。他們在努力地使自己的國民變的愚蠢，他們慫恿人民相信：現在的工作是鐵飯碗，並且通過保護可以免予來自國外的競爭，或者由於美國一直以來支配着世界經濟，其必將繼續支配下去。如果人們沒有認識到逐漸產生的教育缺口，如果人們缺乏進取的野心，如果人們不知道危機來臨之前局勢會異常的平靜，那麼就很難讓美國人制定應對世界平坦化的國家戰略。
最好的例子就是，國會通過的2005年財政預算中，竟然把國家科學基金會的投入額削減了1億美元。
我們需要能夠向人們揭示真相和鼓舞人們應對挑戰的政治家。而當前最需要向人們解釋的正如盧。格斯特納在1993年接管國際商業機器公司（IBM）董事會主席時向公司所有員工們所說的。當時，由於沒有及時調整並繼續投資於其所開發的商用計算機市場，IBM面臨着生死存亡的考驗。IBM在商用計算機領域，壟斷了幫助客戶解決技術問題的特權，於是逐漸變的高傲自大。IBM停止聽取客戶們的意見，認為沒有這個必要。當IBM停止聽取客戶意見時，它便停止了創造價值，而創造價值是支撐其商業經營的關鍵力量。一個當時在IBM工作的朋友告訴我，在公司工作的第一年，當他在處理國內業務時，他的上級向他誇耀說，IBM是個巨無霸，即使員工資質一般，公司也可以做出卓越的業績。但是，隨着世界變得平坦，IBM變得越來越自負，其各級機構里充斥的平庸的員工難以保證公司繼續繁榮下去。
然而，當一個公司在其所在領域處於「王冠」的位置時，很難勸說它去自省，並讓它相信，現狀不會永恆——擺在它面前有兩條路：收起榮耀繼續創造新的歷史或成為歷史。格斯特納決定自省。他說，IBM是醜陋的，緊緊圍繞設計和銷售制定的戰略是沒有意義的，正確的做法應該是應客戶所需，想客戶所想。不用說，這段話對所有IBM員工來說如同晴天霹靂。
「一個企業的轉變來自於他的危機感，」格斯特納在2002年12月與哈佛商學院的學生們談話時說道，「任何機構都不願意做根本性的轉變，除非它意識到它遇到了」很大的麻煩，只有革新才能生存。21世紀初美國的狀況與當時IBM的狀況十分相似。
當盧。格斯特納接管IBM時所作的第一件事就是用終身適於雇傭的概念替代人們的鐵飯碗思想。我的朋友亞利克斯。阿塔爾，一個法國出生的軟件工程師，當時正在IBM工作。他這樣描述公司的轉變：「以前，你一旦被IBM雇傭，就可以一勞永逸，不必再擔心飯碗問題，而現在，你必須時刻向公司證明你的能力適合這個崗位，否則你只好走人。公司提供給你的只是一個框架，你必須自己去適應它、完善它。那時是20世紀90年代，我當時是IBM在法國的總銷售負責人，我告訴我的員工，在過去，終身就業只是公司的責任，個人坐等現成。可是隨着我們提出適於雇傭的概念，這就變成了公司與個人雙方的責任。公司會為你提供機會學習知識，提高自己，你必須充分利用這個機會……你必須掌握各種技能，因為還有很多人在同你競爭。」
當格斯特納開始推行新理念時，他不停地強調個人能力。亞利克斯。阿塔爾說：「他認識到，一個非凡的公司只能通過一群非凡的人才可以建立起來。」
像IBM一樣，美國也是如此。平庸的美國人必須變成有特殊才能的美國人或多面手的美國人。政府和公司的工作不是向人們保證給他們提供鐵飯碗——那樣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以前那種社會契約隨着平坦世界的到來已經被拋棄。現在政府能夠並且必須向人們保證的是它可以給人們提供機會，從而使每個人變得更加有能力，並達到被雇傭的要求。我們不想讓美國成為20世紀80年代的IBM：在達到了頂峰的同時，逐漸變的傲慢、怯懦和平庸。美國應該效法IBM的變革。
政治家們不僅需要向人們解釋什麼是平坦的世界，還要鼓勵他們接受來自平坦世界的挑戰。這對政治家的領導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是的，我們必須承認人們會害怕，但領導人可以培養他們的想像力。政治家可以使我們感到恐懼，使我們無所適從，然而政治家也可以鼓舞我們，使我們幹勁十足。
的確，讓人們對平坦的世界充滿熱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花費一些想像力。
甘迺迪總統意識到，與蘇聯的競賽並非空間競賽，而是科學競賽，本質上是教育競賽。
因此，儘管他調動起全美國人民的積極性投入到冷戰中去，然而實際實行的政策卻是大量增加對自然與工程科學的投入以實現人類登月的目標，而不是向莫斯科發射導彈。
如果布希總統能從這段歷史遺產中得到一點啟示的話，那麼只能是要調動全民族科學研究的積極性，實現我們這個時代的「登月」夢想：尋找新型替代能源，從而使美國在未來10年內免予能源危機的困擾。如果布希總統能夠把開發新型能源作為他的「登月」計劃，那麼隨着油價的跌落，恐怖主義的資金來源會逐漸枯竭；伊朗、俄羅斯、委內瑞拉和沙特阿拉伯將不得不開始改革的進程——這在油價處於每桶50美元時是不可能的；同時美元的實力也在增強；由於新能源使污染排放降低，緩解全球氣候變暖進程，布希總統終於可以改變自己在歐洲國家面前的形象。通過這一方式，布希總統可以鼓舞青年人投身於反恐戰爭和未來國家建設，而青年人為這些事業獻身的結果是，他們成長為科學家、工程師和數學家。
「這已不僅僅是雙贏了，」邁克爾。曼德爾鮑姆說，「所有的參與者都是贏家。」
我很吃驚地發現，這麼些年來，那些針對我在報紙專欄里所寫的文章的正面反饋竟然主要來自年輕人，並且他們感興趣的正是我的關於催促總統帶領國家實現新時期「登月」計劃的思想。調動全國的能源和技術生產21世紀的新型能源，這一舉動可以使布希總統的歷史功勛與訪華的尼克遜和提出登月計劃的甘迺迪相媲美。然而不幸的是，現實看上去，讓布希總統採納這個建議比登天還難。
肌肉的構建既然就業終身制是一種平坦的世界難以支撐的多餘的脂肪，那麼我們的社會就應該設法讓政府和企業集中精力於如何增強每個人的終身就業能力。
就業終身制意味着社會肌體上長著過多的贅肉，而適於雇傭的理念則使用肌肉替換那些贅肉。我們應該在政府與個人之間，企業與員工之間設法推廣這種先進的社會契約。在這個契約中，政府和企業不保證一個人的終身就業，但保證給你提供機會和工具，讓你有被雇傭的可能。平坦的世界的精神內涵是每一個勞動者將逐漸對自己的飯碗、風險和經濟安全負責，而政府和企業只是幫助人們形成這種能力。
工人需要的是終身學習的機會和收益。為什麼是這兩個？因為這是使一個工人在競爭中善於靈活調整的最重要的本錢。如同哈佛大學經濟學家羅伯特。勞倫斯所說，美國經濟制度所擁有的獨一無二的優勢就是其勞動力和相關法律的靈活性。在平坦的世界中，隨着工作機會和創造和消失的速度加快，這種優勢將變得更加明顯。
勞倫斯說，對一個社會來說，儘可能地使人們享有更多的終身學習的機會和收益，使勞動力更具有流動性是十分重要的。一個社會不能讓它的成員僅僅因為害怕失去退休金和醫療保障而不得不永遠地在一個公司里混日子。當勞動者能夠更容易地得到醫療保障、養老金和終身學習機會時，他們就會越來越願意並能夠進入新的行業和新的工作，從垂死掙扎的企業流動到欣欣向榮的企業。
建立管理退休金、健康保障、社會保障、醫療保險和醫療補助的合法機構將幫助人們提高這種流動性。今天，除了社會保障，幾乎50%的美國人沒有退休金計劃。有些人較為幸運地擁有退休金計劃，但該計劃又不能跟着工作走。因此現在最急需的是一個全國通用的退休金項目，並將原來16種不同的稅賦合二為一。
該項目由進步黨政策研究所提出。你在第一次工作的公司就開始建立一個賬戶，該計劃鼓勵工人或僱主把支付的現金、獎金、分紅或庫存打入賬戶。不論賬戶里的資產採用什麼樣的組合形式，這項資產是免稅的。改換工作時，工人不必提現，只需把這個帳戶帶到新公司。
今天，一些關於流動性的條款雖然存在，但是過於煩瑣，以至於大多數工人沒有從中得到好處。
這種通用的退休金計劃將使人員流動變得簡單、方便，不再對人員流動構成障礙。
當然，每一位僱主仍然可以向他的工人們提供本公司特有的福利計劃作為對員工的激勵。但一旦工人跳槽，這份額外的福利計劃會自動匯入通用退休金計劃。
退休金計劃會在新的工作單位繼續開始，基於該計劃的各種福利會順暢地銜接。
進步黨政策研究所主任威爾。馬歇爾提出，除了這個退休金計劃，還應該通過立法使工人更容易得到本公司股票的認股權。這種立法會給予那些發給工人認股權的公司以稅收優惠，並對沒有這樣做的公司徵收更高的稅。使工人具有流動性，部分取決於讓更多的工人成為金融資產的主人而不僅僅是自己勞動力的主人。
「在平坦的世界裏，我們希望看到公眾是資金擁有者，不僅參加勞動市場的競爭，還要融入資本市場的運行，」馬歇爾說，「我們必須全都成為有產者，而不僅僅是掙工資的人，政策制定必須以此為目標——當人們進入21世紀后，每個人都應該擁有資產，就像20世紀的家庭所有制那樣。」
為什麼？馬歇爾說，因為越來越多的著作都指出：「擁有私人資產的人可以更好地參與民主資本主義體系的運行，分享該體系給參與者帶來的好處，並促進相關政策合理化」，這是繼家庭所有制之後又一個鞏固民主資本主義制度的方法。
它可以使民主資本主義更加生機勃勃，因為變成所有者的工人更具有生產力。而且，在平坦的世界裏，每個工人將面臨更為激烈的競爭，如果人們擁有更多的機會通過勞動力市場和資本市場積累財富，他們就會更加獨立。我們應該給每個工人吃下定心丸，讓他們像富豪一樣方便地得到認股權。保守派們過去總是把精力集中於保護已經存在的資本，而現在，讓我們把精力集中在如何壯大資本所有者的隊伍上。
在健康保障方面，我不想講得太詳細，因為這個話題需要另一本書的內容來專門論述。但是，推出一個旨在減輕僱主負擔的可流動的健康保障計劃是十分必要的。我在寫作這本書的時候，與許多企業家進行過交談，他們都說企業在健康保障方面日益增長的支出成本是促使企業把工廠轉移到海外的原因。在那些發展中國家，要麼員工健康保障方面相對支出的少，要麼存在國民健康保障制度。我再一次呼籲執行進步黨政策研究所提出的具有流動性的健康保障計劃。這個計劃將在每個州建立起向國會和聯邦僱員現在所採用的那種集體購買方案。這種集體購買方案負責從大保險公司批量購買保險認購權。每一個僱主把這個認購菜單提供給新招聘的員工。工人們可以自己選擇高、中、低三檔的保險方案，所有人都會被保險體系所覆蓋。僱主將支付部分或全部保險費，其餘的由員工自己補足。但是僱主本人不必就保險計劃與保險公司進行談判，因為他們個體沒有談判優勢。
這一方案將使僱員更具有流動性，他們可以帶着自己的健康保障變動工作。
這一方案既然在國會議員中運行得十分有效，那麼為什麼不把它推廣向廣大公眾呢？對於支付不起相關費用的貧困和低收入的工人們，政府將提供一些補貼。但主導思想是建立起一個由政府監督、調節和資助的私營保險市場。在這個市場中政府制定規則，任何工人都不會被漏掉，而任何僱主也不能逃避責任。這個保障計劃靠私人力量來運作，僱主要做的只是讓員工在任何地點都能進入到這個體系之中，並幫助他們支付部分或全部費用，僱主本身不必對運作該計劃負責。在這一過程中，僱主仍可以向員工提供公司特有的保障方案，員工有權在公司方案與社會通用方案之間進行選擇。（詳細情況可到ppionline.org去了解。）
儘管這個方案在很多細節方面並非完美無缺，但我認為方案背後的基本理念是正確的：在一個平坦的世界裏，像《財富》世界500強這樣的企業提供的退休金與保障計劃已經不再能夠保障工人們的安全，我們需要政府、勞工與企業之間更具合作性的解決方案，使員工更加自立，但又不是放任他們去自謀生計。
在構建終生就業能力的時候，政府還需要扮演另一個重要角色：提升全體美國勞動力的教育水平。在第七章里我探討了適宜於新的中產階級工作崗位的正確的教育類型。然而人們要想學會如何學習、開發他們的右腦、變得更有適應性並成為一個綜合者，他們必須從打基礎開始。正確的教育只能建立在牢固的基礎之上——閱讀能力、協作、算術和基礎科學。如果沒有更多的美國人具備紮實的基礎，我們就不能構建出一個保證我們生活水平上升的新的中產階級。
我們曾經遇到過類似的情形。每一次，當我們拓展了人類的知識邊界，所有的工作都將變得更加複雜，需要更多認識事物與解決問題的方法。即便如此，我們的社會還是在150年以前實現了從農業化社會向工業化社會的轉變。而且對於大多數美國人來說，我們的生活水平不僅沒有下降反而大幅度提高。這一轉變是怎樣實現的呢？我們是通過強制推行中學教育來開始的。
「每個人都應該至少接受中級教育，」斯坦福大學經濟學家保羅。羅默說：「這就是20世紀初中教育普及運動所倡導的目標。」正如經濟歷史學家在各種各樣的研究中所論述的（參考哈佛大學經濟學家克勞迪婭。戈爾登和拉里。卡茨的有關研究），科技和貿易的發展使經濟餡餅越來越大，然而更多的份額卻從低水平技術工人手中轉移到了高水平技術工人的手中，通過推行強制高中教育，越來越多的美國人成為技術密集型的勞動力，每個人可以從餡餅中分得越來越大的份額。隨着歷史的發展，這項中學教育普及運動得到了政府法案的支持並逐漸發展成為現代大學教育體系。
「這個思想太偉大了，」羅默說，「現在我們所缺乏的就是像當年我們從19世紀向20世紀轉型時，那種政治上的偉大想像力，那種想像力對於我們進入21世紀應對平坦的時機的挑戰是十分重要的。」羅默補充說，現在政府需要做的是，在不能保證大學義務教育的情況下，至少對大學1年級和2年級進行補貼。這種補貼對所有的大學都平等對待，不管它是州立的還是社區的甚至技術學校。隨着世界變得越來越平坦，大學教育將變得越來越關鍵，因為技術的普及將使舊的工作崗位消失，新的工作崗位不斷湧現，並且其新陳代謝要比100多年前的那次轉型中的速度快得多。
讓越來越多的人接受大學教育會產生兩方面的影響。一方面，它可以造就越來越多的能夠創造更高價值的技術工人及新的工作崗位。另一方面，它縮小了從事諸如道路養護、家政維修和星巴克服務生等低水平技術工人的隊伍，而相應的，由於勞動供給下降，這些低技術水平工人的工資可以保持穩定（在我們控制移民的情況下）。在一些城市的主要市區，管道工的工資達到每小時75美元不是一件稀罕的事，因為在這裏，一個好的家政服務人員或廚師是很難找到的。
從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中葉，美國通過培訓工人，限制移民和控制低技術水平工人的供給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範例，當前，我們也可以通過同樣的方式壯大中產階級的隊伍而不會導致收入分配嚴重不均。羅默說：「實際上，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中葉，國民收入差距並不是很大。然而在最近20年到30年的時間裏，人們的收入水平逐漸兩極分化。這說明，如果你想保持你的相對位置不變，你必須學習更多的技術知識，這樣才有資格從事新的工作。從一名農業工人轉變為一個說着正確的英文並且十分有禮貌的電話接線員相對容易，但隨着這些低技術水平的工作逐漸轉移到印度，從一名電話接線員轉變成一名能夠安裝、修理語音郵件系統或編寫相關軟件的技術人員則是驚人的一躍。
在強調教育體系的高端，即大學教育的同時，加強技術學校和社區學校的教育普及工作也是十分重要的。每個人都應該有機會在高中以後繼續接受教育，否則只有高收入者的孩子們才可能接受新技能的培訓，並在收入分配中得到更大的份額。我們必須增加政府對低收入人群的補貼以便讓每個孩子都有機會在社區學院接受教育，使越來越多的低技術水平的工人接受繼續教育。
甘迺迪想把人類送上月球，而我的願望是把每一個美國人送入校園。
在從就業終身制到終身可被雇傭的轉變過程中，僱主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比如，全球信用卡公司CapitalOne，在過去幾年裏把其後台操作業務轉移到了印度的Wipro和Infosys.在全球金融服務市場的競爭中，它必須想盡一切辦法節省成本。於是公司設法向工人們表明公司目前面臨的困境，並告訴人們就業終身是不可能的。隨後，公司設計了一整套方案對受外包衝擊最大的計算機程序員進行全方位培訓，使他們成為多面手，既可以在主系統工作，也可以在分系統工作。
CapitalOne還在業務領域對員工進行了類似的培訓，使員工們從汽車貸款到風險管理樣樣拿手。結果，隨着業務轉移到國外，那些接受培訓后離開公司的工人們在尋找新工作時佔了先機，因為他們樣樣精通，在多個崗位上都有被雇傭的機會。
那些同樣接受了培訓並依然留在公司的工人對CapitalOne來說將更為有價值，因為他們可以以一頂十。
公司基於自己的利益，應設法將自己的員工培養成「瑞士軍刀」，政府還應該對公司給予補貼或稅收刺激，使他們儘可能多地為員工安排學習機會。從在線攻讀學位到公司內部為不同崗位進行的指導訓練。公司提供這些教育計劃所花費的成本是很低的。隨着為員工提供終身學習機會的增加，既可以使本公司勞動力成為多面手，也可以使在裁員中離開工作崗位的工人擁有比自己初到公司時更多的技能，對於公司來講，這也是它們對員工應盡的道義責任。今天，如果在僱主與僱員之間有一種隱含的新型社會契約的話，那麼契約應該是這樣的：你為我工作，在你工作期間，我保證給你提供各種接受教育和培訓的機會，使你變成更具有競爭力的多面手。
喬治。米勒是一位來自三藩市東海灣地區的資深民主黨議員，他致力於發展當地的公立學校事業。一次他對我說，「教育是一個過程，而非一個地方。」教育能夠而且必須隨時隨地進行——在學校、辦公室、家裏、網上、教室或是你的掌上電腦——通過傳統的教師、自學形式或網上節目等，而無論工作與否，你都不能鬆懈，因為在某個地方，你的競爭者毫不鬆懈。
當我們全力以赴構建我們社會機體時，我們還要繼續從國外進口有益的成分。
讓大多數在美國學習和工作的印度的、中國的、俄國的、日本的、韓國的、伊朗的、阿拉伯的和以色列的工程師、物理學家和科學家成為美國公民。他們來自東方，受過良好的教育，十分勤奮，而且如果有機會的話，非常願意成為美國公民。
這些人是我們國家所需要的，我們不能讓聯邦調查局、中央情報局和國家安全局把下一個穆罕默德。阿塔拒之門外，更不能把下一個謝爾蓋。布林拒之門外。謝爾蓋。布林是Google的創始人之一，出生在俄羅斯。如同我們的一個從事計算機設計的朋友所說：「如果有一天，一個國外出生的人搶走我的飯碗，我希望他們是美國公民，這樣他們上的稅可以為我支付退休金。」
我希望相關移民政策出台，使每一個在正規大學拿到博士學位的外國留學生都可以得到一個5年期的工作簽證。這些博士從事的是哪些方面的研究是次要的，我並不在意他學的是希臘神話還是數學。如果我們能把世界範圍內的各種精英籠絡過來，那麼它們無疑會給美國帶來好處。如果平坦的世界就是一場人才的競賽，那麼我們應該使我們引進的人才是世界上最多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校長比爾。
布羅迪說：「我的工作就像經營著一個棒球隊，不需要經紀人和每個成員都簽訂永久合同。我們在全球範圍內搜索人才，我們要盡自己所能把這些人才聚攏過來，因為他們其中的人將成為巴韋。魯思，不能讓這樣的肥水流到別人的田地。」
好脂肪——緩衝機制雖然在平坦的世界裏，全球範圍的競爭會導致舊式企業和政府為人們提供的安全網逐漸消失，但是在人們強壯肌肉的同時，一些脂肪還是要予以保留，甚至增加。就像擔心自己膽固醇水平的人們所知道的，有些脂肪是有益的，每個人都需要一定量的脂肪。在平坦的世界裏，一個國家的社會機體的構建也是如此。社會保障是有益的脂肪，而導致人們好吃懶做的過高的福利政策就是多餘的贅肉。我的具體建議是，在平坦的世界裏，我們應該推行薪金保險制度。
加利福尼亞大學生克魯斯分校經濟學家洛里。克萊策的研究指出，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在製造業中，2/3因受國外競爭而失業的工人在其新崗位上掙得比原來少。1/4的工人在新崗位上的收入比原來下降30%.因為任何原因而失去工作對於工人和他的家庭來說都是一個重創，尤其是對於那些年齡比較大的工人，因為他們對新技術的接受能力比較差或者因為受教育程度較低而不能從事更高技術水平的工作。
薪金保險制度最早在1986年由哈佛大學的羅伯特。勞倫斯和布魯金斯學會的羅伯特。E.利坦在一本叫做《拯救自由貿易》的書中提出。該思想提出后並沒有引起多大重視，直到2001年經過克萊策和利坦的討論后才受到追捧。當時，美國兩大政黨的委員會就減少貿易赤字問題進行爭吵，除了薪金保險制度，雙方在導致貿易赤字的原因和如何解決赤字的方法上沒有達成任何一致，這反而成就了該制度的政治地位。
勞倫斯說：「在貿易中自然會有贏家和輸家，我們所考慮的是創造一種機制，使得贏家可以對輸家進行補償，特別是對那些在新崗位上發現自己的工資收入比以前大幅下降的工人進行補貼。」他還揭示了這一思想的形成過程，即每個人都有「綜合素質與特殊技能」，兩者取得的報酬是不同的。當你轉換工作后，你就會發現這一點。
你也許上過大學，取得了註冊會計師資格，或者你上過高中，具備運行機床的能力，你的這些技能將在工資中得到體現。但是假如有一天，有關車床方面的工作轉移到了中國，有關會計方面的工作轉移到了印度，而你則不得不去找新的工作。由於你在使用車床和進行會計核算方面的能力對於新崗位來說沒有用武之地，你的老闆只能根據你的綜合素質（學歷級別）為你開工資。薪金保障制度可以在一個特定的時期內部分地補償你新舊工資之間的差額，而你在這段時間內可以學習新的特殊技能。
失業保險可以減輕失業給工人帶來的痛苦，但失業保險對工人們最關心的新崗位的工資下降和無力繳納健康保險的問題卻無能為力。工人要想獲得薪金補償必須滿足三個標準。第一，造成企事業的原因必須是原工作崗位轉移到國外、行業規模縮小或工廠倒閉。第二，至少在原工作崗位上工作了兩年。第三，工人找到新工作后才能得到補償，這樣做是因為可以刺激工人加快找工作的進程而不是坐享福利。此外還可以增加工人接受邊工作邊接受培訓的機會。邊工作邊接受培訓永遠是工人學習新技能的最好方法，它不像政府組織的再就業培訓，由於不管找工作，即使完成培訓，依然擺脫不了事業的困擾。
滿足條件的工人將接受為期兩年的補貼，該補貼補償原工資下降幅度的一半（每年超過10000美元）。克萊策和利坦還建議政府為失業工人支付一半的健康保險，為期6個月。薪金保險制度比傳統的由各州政府提供的失業保險好得多，後者提供的金額只相當於原工資的50%，期限只有半年，並且對工人新工作工資下降的問題不聞不問。
克萊策和利坦補充說，雖然失業的工人有權從原僱主那裏繼續購買健康保險，但在沒有補貼的情況下，他們往往難於使用這個權利。儘管失業的工人參加再就業培訓后可以得到額外的為期一年的失業保險，但並不能確定得到工作。而且所謂再就業培訓是漫無目的的，不如邊工作邊培訓有用。
基於這些理由，薪金保險計劃成為在平坦的世界裏失業工人的緩衝器。並且，這項計劃在財政上是可以負擔的。利坦估算后認為，在失業率為5%的情況下，薪金保險計劃和健康保險補貼每年會花掉政府80億美元，考慮到其巨大的正面影響，這點花費是微不足道的。當然，傳統的失業保險不會被取消，而適於薪金保險并行，工人可以在兩者之間選擇，但後者的推行可以通過促使工人更快地找工作減少政府在失業保險方面的支出。
也許有人會問，為什麼要施捨憐憫？為什麼不清除所有的贅肉、摩擦和障礙？
我可以坦率地告訴你：不對弱者適當地照顧不僅是一種殘忍的做法，而且還是一種愚蠢的做法。這種做法在政治上會後患無窮，世界平坦化會在弱勢群體中產生大的騷亂，政治上的不穩定甚至會導致經濟陷入長期衰退。
像平坦世界的轉變將會給很多人帶來壓力。正如電子貿易技術主管喬舒亞。
S.萊文告訴我的：「有時你知道如何度過艱難時期，而你需要緩衝，可是別人不願給你緩衝。在『9.11』事件之後，那些航空公司的工人們，正在經歷這種過程。
管理層和航空工會進行了4個月的談判，最後管理層說，如果工會不同意削減20億的薪水和福利，他們將關閉航線。這次較量之後，工會不得不接受了條件。我聽了這個故事後不禁大笑，因為我知道，幾個月後，經理層肯定會回來要求重新談判……沒完沒了。
沒有人強迫我每年削減自己的工資。我們只知道每年人們都希望收入更多花費更少。
如果你是納稅人，政府希望你交的稅額年年遞增，如果你是節儉者，你希望每年的存款步步攀升，沒有人希望這種趨勢逆轉或停止。「如果社會不能協調好這些關係，那麼相應的政治力量就會介入，在世界平坦化過程中保護主義勢力就會抬頭，而且這些勢力會用粗暴的方式保護弱者、以防止生活水平降低的名義阻止世界平坦化的成果。墨西哥前總統埃內斯托。塞迪略在推動墨西哥進入《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時，就面臨着如何對待市場失敗者的問題，因而對這個話題十分敏感。他跟我說：」對於平坦化的過程，你很難真正停止它，但卻可以暫時停止它，也許你不能停止它的所有方面，但你可以把速度放緩。用25年還是50年完成這個過程，結果會有很大的不同。在此期間，2至3代人原本可以從貿易和全球化中得到好處，結果卻空手而歸。「
塞迪略說，要永遠記住這些問題背後的政治因素。「在過去的50年裏，有許多正確的政治決定使這個世界沿着正確的軌跡發展，但是，有些政治決策會讓世界偏離正確的軌道。」
俗話說：如果你支持共和黨，那麼在投票時要說些民主黨的好話——照顧一下失敗者和後進者。真正的平坦主義者應該具有同情心。
社會行動主義一個新的話題是跨國公司和他們道德良心之間的關係。有些人可能會嘲笑我居然認為公司會有良心或者居然期望公司有良心。然而，一些公司確實有良心，一些公司正在培養自己的良心，只因為一個簡單的理由：在平坦的世界，在全球範圍內的供給鏈上，跨國公司與其所在國家民眾之間的力量平衡越來越向這些美國人建立的跨國公司傾斜。因此，這些公司擁有了比地球上任何一家機構更大的權力，不僅創造價值，而且傳播價值。社會活動和環境保護方面的積極分子可以通過與跨國公司的合作獲得雙贏，公司得到更多的利潤，人們的生活環境更加和諧。富有同情心的平坦主義者非常希望促成這類合作。
我舉幾個例子。為什麼生物多樣性會遭到破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農業生產。
其實從事農業生產的工人並沒有想去破壞生態環境，他們只是進行正常的工作。
所以，人們在哪裏耕作和捕魚對於保護物種和其棲息地來說十分重要。國際環保組織是世界上在環境保護方面最大的非政府組織之一，其主要任務就是保護生物多樣性。該組織也一直儘可能地設法與大公司合作，因為大公司在全球活動中扮演着主要角色，大公司的行為會對環境產生巨大影響。在2002年，麥當勞與國際環保組織合作，利用麥當勞在全球的原料訂單（包括牛肉、魚、小雞、豬肉、麵包、萵苣、番茄和馬鈴薯）
推動環境保護。「我們和麥當勞考察了一系列環境問題后認為通過這樣做，食品供應商們可以以很小或幾乎為零的代價減少對環境的影響。」國際環保組織高級副總裁格倫。普里科特解釋道。
麥當勞隨後會見了其主要供應商，並與他們及國際環保組織一起起草了關於原料供應方面的方針，該方針被麥當勞稱作「對社會負責的食物供應」。普里科特說，「從事農業和漁業生產的公司是追逐市場利益的。環保主義者所面臨的挑戰是，面對這樣成百上千的決策和決策者，到底採用什麼樣的方法實現保護環境的目標」，「所以我們尋求與我們合作的跨國公司，讓他們把手中的貨幣選票投給那些產品符合環保標準的原料供應商，這樣做對跨國公司有益無害，同時還保護了生物多樣化。你可以通過這種方式與更多的公司合作.人類沒有一個全球政府來處理保護生物多樣化的問題，所以你必須與有影響力的機構合作，麥當勞就是其中之一。」
由於麥當勞的合作，國際環保組織看到了其供應商在環保方面做出的努力：水體保護，節約能源，污水處理以及漁業生產管理水平都有所改善。然而現在就得出結論還為時尚早，只有在幾年之後，經過對相關數據的分析，人們才可以斷定，上述做法是否真地對環境產生了有益影響。從理論上說，通過與跨國公司合作在全球範圍內傳播價值觀念是十分有意義的，但就是實際操作方面，時間才是檢驗效果的唯一手段。
當然，這種形式的合作不能也不應該替代政府對相關問題的管理，政府也不能因為這種合作的存在而逃避自己應盡的職責，只不過這種合作使政府的政策得到了貫徹執行。
對於那些只關注以法律加強監管的人來說，他們經常忽視一個事實是，由於明裏暗裏的抵制，違背農業生產者意願的強硬政策往往得不到有效執行或者根本從未執行過。
麥當勞在這個合作中得到了什麼好處呢？這是它通過扮演世界良民來提升自己形象的絕好機會，是一次徹頭徹尾的商機。有時候，改變世界的最好方法就是對世界舞台上的「主角」誘之以名利，而不跟他們講什麼大道理，讓他們在得到利益的同時成就了我們的夢想。大道理雖然冠冕堂皇卻不誘人，只怕你等到花兒也謝了，那些商人也是無動於衷。國際環保組織還與星巴克進行了類似的合作，對為其供應咖啡的農場主制定環保標準，並通過與各類機構的辦公用品管理部門合作規範了紙製品供應商的行為。
「這種合作消除了各種利益集團之間的敵對情緒，」普里科特說。正常情況下，環保主義者和農場主勢不兩立，每一方都希望政府制定有利於自己的政策法規。而政府政策通常傾向於經濟發展優先。「現在，我們這個非政府組織有了一定的影響力，而我們想通過使用這種影響力做一些對環保有益的工作。但是我們認識到，要達到這個目標只有通過促進環保人士與農場主之間的合作，」普里科特解釋道。
按照同樣的邏輯，作為富有同情心的平坦主義者，我很希望在每一個電器商品上看到有關標籤，上面註明其是否符合惠普、戴爾和IBM聯合制定的生產標準。
在2004年10月，惠普、戴爾和IBM與其主要電腦零件供應商和打印機零件供應商聯合制定了對社會負責的全球生產標準，以減少其在產品生產過程中對社會各方面造成的不良影響。這套新的電子工業生產標準包括：禁止行賄受賄、禁止使用童工、禁止盜用品牌和欺詐、禁止侵犯知識產權；對工業廢水、對人體有害的原料、污染物的管理條例；工傷報告制度。與惠普、戴爾和IBM有合作關係的一些大型電子製造商如天弘集團（加拿大），Flextronics（新加坡），捷普集團（美國），Sanmina-SCI（美國）和Solectron都參與了該標準的制定。
惠普公司要求所有零件供應商都執行這套標準，儘管在達標的具體時限上可根據不同情況靈活調整。「對於總是不能達標的企業，我們準備與他們終止合作關係，」惠普公司女新聞發言人莫尼卡說。到2004年10月，惠普公司已經對它的250個供應商中的150多個進行了評定，包括來自中國、印度、墨西哥、東南亞和東歐的零件供應企業。惠普還和戴爾、IBM成立了指導委員會，監督標準執行情況並對違規者進行懲罰。儘管對每一個零件的生產都做出了具體要求，但這些跨國公司仍然要關注這些標準的執行情況。但不管怎樣，在創造產品價值的同時，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創造社會價值，可能成為未來的潮流。
「當我們開始依靠其他海外供應商來承擔我們產品的大部分生產時，我們意識到有責任對他們的生產行為進行管理，」惠普公司主管全球合作事務的高級副總裁德布拉。鄧恩說。首先，這是惠普眾多客戶們的需要。「顧客們很介意，在這方面，歐洲的顧客一直走在前面。並且，隨着跨國公司的信任度逐漸降低，人權組織和各種非政府組織正在逐漸增加其全球影響力。他們說：」你們有足夠的影響力，你們是全球性企業，你們的行為將會在環保和人權領域為那些新興市場樹立榜樣。『「他們說得對，而且如果需要的話，他們可以藉助互聯網擴大輿論，給跨國公司造成壓力，迫使他們合作。
鄧恩說，「當你擁有像惠普和麥當勞手中那樣大量的貨幣選票時，人們十分想和你做生意，這時你便獲得了為他們制定標準的權力，因為你可以用貨幣槓桿撬動他們，所以你有責任行使這個權利。」跨國公司為新興市場制定標準還有另一個重要意義：在新興市場中，機關地方政府也想在環保環境方面做出更多努力，因為從長遠來看，這些努力十分重要，但由於就業的壓力太大和財政預算的嚴重不足，政府對這些領域往往無暇顧及。鄧恩說，像中國，那裏的管理者和生產者沒有動力為自己制定嚴格的標準，這就需要類似跨國公司聯盟這樣的外力對他們施加壓力，以促使他們關注產品價值的同時也關注社會價值。在我寫的《凌志車與橄欖樹》這本書中，我把這種價值創造模式稱為「合作革命」或突破性革命。
鄧恩說：「我們以前經常說，期望有一天，生產者能夠遵守政府制定的法律。
但是現在，各種權利的不平衡使得這種想法不切實際。「如果當地政府不干涉，沃爾瑪和惠普可以為所欲為。就惠普的強大實力而言，其談判桌上利用經濟槓桿撬動當地法律的尊嚴是不道德的.然而我們可以通過下游企業、僱員和消費者把含有新價值觀念的生產標準在全球傳播，這種做法有廣泛的前景。
鄧恩還說，在中國，本地公司為了能夠拿到惠普、戴爾和沃爾瑪的訂單，在彼此之間會展開激烈競爭。儘管勝出的企業要按照跨國公司的嚴格標準進行生產，但大量的穩定的產品需求可以保證其在激烈的競爭中生存下來。結果，惠普利用手中的經濟槓桿提高了中國製造商的生產標準，而中國製造商也願意這樣做，因為他們知道，一旦他們達到了惠普的要求，他們也就有能力從戴爾或索尼那裏得到訂單。
富有同情心的平坦主義的倡導者要讓消費者知道，他們的購買決定和購買力具有政治意義。作為一個消費者，每當你作出一個決定，你實際上是在支持一系列的價值觀念。你在對「到底是消除障礙與摩擦還是保護它們」進行投票。進步人士應該讓消費者了解這些意義，從而使更多人投出正確的一票，支持全球合作。
撫養如果不討論改善撫養方式的問題，那麼關於有同情心的平坦主義的討論就不完整。
幫助人們適應平坦的世界不僅是政府和公司的責任，也是為人父母者的責任。
他們需要知道自己的孩子成長在一個什麼樣的世界裏，以及為了讓孩子將來活得更好，他們應該做些什麼。簡而言之，我們要求新一代父母不再溺愛自己的孩子：現在不比從前了，你不能再讓孩子瘋玩，你應該關掉電視機，把MP3播放器扔到一邊，讓孩子好好學習。
那種認為權力是理所當然的，認為我們曾經在全球商業、地緣政治和奧運會籃球比賽中占絕對優勢因而這種優勢必將永存的想法，認為溺愛勝於打屁股的想法，認為孩子在學校時應該被保護在蜜罐里，任何困難、失望與緊張的情緒對他們造成的傷害，對於美國社會來說都是正在擴散的癌細胞。如果我們不扭轉這些觀念，我們的孩子們將會在平坦的世界裏遭到來自社會的巨大打擊。政客們制定政策是必須的，但父母們也應該承擔起這份責任。
在本書初稿出來后不久，我的妻子（一位學校教師）交給我一封寫給《紐約時報》（2005年9月1日）的信，這封信是對我的同事鮑勃。赫伯特寫的關於美國教育的專欄的一個回應。這封信準確地表達了我的感受：「致編輯：鮑勃。赫伯特寫道，『我認為我們正目睹一場教育危機』……作為一名老資格的中學英語教師，我同意這種說法。但是我們在學校目睹的危機在美國家庭中能找到根源，這些家庭漸漸疏遠了書籍和印刷品，孩子們沉溺於電視、計算機和娛樂性的電子遊戲，並看到他們周圍的成年人也是這麼做的。對於許多學生來說，感官刺激取代了閱讀。一個人若不成為合格的讀者就不能具備紮實的寫作技能；這些技能的欠缺導致他們在標準化考試中滿盤皆輸。
教育開始於家庭：家庭里的閱讀是有價值和必需的；在這兒，父母鼓勵孩子努力工作；在這兒，父母親自參與學校的工作並對孩子的成功抱有極高的期望。
如果沒有這些基礎以及家庭的持續支持，教師發揮作用的範圍只能局限在學校。
朱。安。普瑞斯，弗里霍爾德（Freehold），新澤西。「要想讓你的孩子同全球脫穎而出的精英競爭，你應該做那些準備呢？獲得諾貝爾獎的加州理工學院校長大衛。巴爾的摩很清楚。他告訴我，他很震驚地發現幾乎所有來到加州理工學院的學生都來自於公立中小學而不是私立學校。因為在私立學校里，人們被灌輸這樣一種思想：因為你來到了這裏，所以你是人上人。
「我注意到這些來到加州理工學院讀書的孩子。他們的家庭鼓勵他們努力工作，並告訴他們掌握知識才能成就大事。」巴爾的摩說，「我對這樣的父母十分讚賞，因為孩子考入公立學校往往被人視為失敗。而孩子真正的培養，讓他們認識到自己的潛力。我想，在培養教育孩子方面，我們的國家需要一場革命。」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移民到美國的父母們在這方面做得更好，「我們學校三分之一的學生有亞裔血統或是剛剛到美國的新移民。」巴爾的摩說。到加州理工學院就讀工程學的學生大部分是在國外出生的，其他系裏也有相當比例的學生來自國外。「在讀生物學博士后的人中，中國學生佔有絕對優勢，」巴爾的摩說，難怪在今天所有的大型科學會議上，大多數有關生物科學最前沿領域的研究報告裏至少會有一個中國作者。順便提一下，入讀麻省理工學院的孩子中有近90%是來自於雙親家庭，在這些家庭里父母雙方都能夠幫助引導孩子少走彎路。
2004年7月，喜劇演員比爾。科斯比借出席傑西。傑克遜的彩虹聯盟和公民教育基金年會的機會指責美國黑人父母不教給孩子們正確的語法，指責黑人孩子不求上進。科斯比曾經聲稱：「所有人都知道說英語的重要性。嘴裏說着一口爛英語，你是當不了醫生的。」科斯比告訴那些不珍惜機會的黑人：「你應該停止毆打你的女人，因為你連一份工作也找不到，因為你不想接受教育，因為你只是在享受着政府補貼給你的最低工資保障。當初你上高中時應該多想想你的未來，因為那時你還有機會。」當科斯比的言論遭到大量的批評時，傑克遜教士為他辯護：「比爾是說，你們應該知道自己哪裏不足，然後有針對性地提高自己，使自己有能力參與到那場公平競賽中去。
醉鬼不明白這個道理，無知的人也不會明白。「不錯，美國應該逐漸地讓所有的公民有能力參與到平等競爭中，但不是通過抑制先進，不是靠自暴自棄，而是靠激勵後進者。科斯比的話不管是對黑人、白人、窮人還是富人都是發人深省的。教育，不管是來自父母的，還是來自學校的，都不應該僅僅是課本知識，還應該包括人格培養。因為父母、學校和文化確實能夠塑造人。在我的生命里，除了家庭，對我影響最大的人是我在高中時的新聞學老師哈蒂。M.斯坦伯格。她把新聞學的基本原理傳授給學生，但絕不是簡單地告訴你如何寫一篇內容提要或抄寫一段引語，而是教會你如何用專業的方式來思考，這才是最重要的。
她教我課程並擔任校報顧問是在20世紀60年代，那時她已經將近60歲了。她的形象並不「酷」，但是我們在教室里圍繞着她，就好像是在麥芽店裏圍着「狼人傑克」。我們也說不出是為什麼，但就是願意聽她高談闊論地演說，願意接受她的訓練，願意聽她的教誨。她給人的感覺是那麼清澈，充滿原則。我筆直地坐着，頭腦里想的全是她。我們的孩子將逐漸地與中國的、印度的和其他的亞洲孩子們開始近距離地競爭。對於像哈蒂那樣塑造孩子人格的方法，亞洲孩子們的父母比美國父母們理解的更為透徹。我並不是建議開展軍事化教育，但是我建議應該用更多方法把我們的年輕一代拉出安樂窩，去做他們應該做的事，現在的短痛可以換來長久的收穫。
不幸的是，美國缺乏一個有遠見的領導人，願意號召我們的國家做一些艱苦的工作——放棄某些東西，而不僅僅是攫取；為了未來的國家利益犧牲一些，而不僅僅是為了今天活着。但是或許我們有這樣的領導人是因為我們自己不爭氣。
保羅。A.薩繆爾森是來自於麻省理工學院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他的教科書在近50年裏影響了一代代經濟學專業的學生，他少有地接受了德國明鏡周刊題為《全球化：新世界》（2005年12月）的採訪。當被問及如何看待美國經濟的未來時，薩繆爾森回答說：「我們處在領先的位置，但是其他人和我們的差距漸漸縮小。美國作為領先國家的地位變得越來越脆弱，因為我們已成為一個低儲蓄的社會。我們是一個只關注自我和眼前的社會，不考慮他人和明天。我認為問題出自選民而非領導人……過去的聰明孩子都在玩有挑戰性的拼字遊戲，今天的孩子在看電視，有太多分心的事，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只關注自我和眼前的另一個原因。」
如果這是一次演習，我認為我們的領導人和父母沒有盡其所能地為我們的年輕人應對未來的世界做好準備。「我們就像是一個盛滿了3/4液體的玻璃燒杯，裏面的液體就是我們的財富，」史蒂夫。喬布斯，蘋果電腦的創始人，美國最偉大的革新者之一說道，「在旁邊就是這個更大的燒杯，但是它盛的更少。我們今天正在做的就是用一根管子把這兩個燒杯連接起來，之前我們從未這樣做過。」因此，他說，除非我們能夠繼續保持非凡的創新性，否則我們的生活水平幾乎註定要下降。
但是，喬布斯補充說：「我擔心我們認識到這一點太遲了。因為學校系統不會在短期內得到改變，我們可能是在為過去20年的漠視付出代價。」喬布斯注意到他的公司最近決定在中國建一家主要工廠，令他驚訝的是中國政府在做出為工廠選址、提供資金資助建廠、幫助組織勞動力等決策時的迅速。「奇迹，就是那樣，15年前或是10年前在德克薩斯或美國其它地方會發生這種事情。現在它發生在中國。所以液體已經開始從一個杯子流向另一個杯子。當他們開始設計產品時，液體將會流出的更多。我是一個對美國未來保持樂觀的人，但當我們看到羅馬城已燃燒時，再做一個樂觀主義者就很難了。」
史蒂夫。喬布斯的呼籲是一個結束本章的合適地方，這一章是從甘迺迪總統動員全國，迎接把一個人送上月球的挑戰開始的。因為在某種意義上來說，他們都在付出同樣的努力——號召美國人去做他們能做得最好的事情，那就是創造未來。
2005年10月24日，《時代》雜誌發表了有關蘋果電腦最新發明的封面故事。
封面是喬布斯手持最新款的蘋果掌上電腦，這款電腦能播放視頻和音樂。大字標題是這樣寫的：「總是知道下一個是什麼的人。」這正是美國在一個平坦的世界裏保持繁榮的唯一途徑——如果我們能持續地發明下一個新的東西。我的朋友傑里。勞是一位印度企業家，他又一次說，對印度和中國來說，未來是非常清晰的。
他們準確地知道他們未來將要幹什麼。「我們在未來將要做美國今天正在做的事情，而美國的工作是去創造未來。」美國的工作不是去和印度、中國爭奪舊的中產階級工作，而是創造新的中產階級工作崗位乃至更多。「這是很難的，」傑里補充說，「因為你不知道未來是什麼樣子的，」也因為你必須迅速樹立堅定的信念，認為自己總是能夠創造出下一個新的東西。
然而這是我們的任務，也是我們最好的希望。甘迺迪總統理解了這一點。史蒂夫。喬布斯、馬克。安德瑞森、雪萊。安。傑克森、邁克爾。戴爾、科瑞格。
巴瑞特和比爾。蓋茨都理解了這一點。我們保持我們生活水準上升的唯一途徑是建立這樣一個社會，這個社會能培養出大批持續創造未來的人。但隨着知識的高速發展，創造未來成了一件越來越難的任務——一件需要合適的教育、恰當的基礎設施、適當的雄心、正確的領導和正確的撫養的任務。這需要使我們整個國家全神貫注地迎接這種挑戰。
時不我待，如果我們不去創造，其他人會去創造。因為正如傑里。勞告訴我們的，印度和中國在明天將會做美國今天做的事，但是藉助於平坦世界的這個平台，當後天來臨時，印度、中國和其他國家也將會去創造未來。正如我試圖強調的，把我們帶入這個平坦世界的全球化3.0版並不僅僅是全球化2.0版的加強版。
它是一種完全不同的模式。它遠不是發達國家進入更多市場或獲得更多廉價勞動力這麼簡單。它是一種程度上的巨大差異低成本相互聯繫的程度，個人能力的程度，合作的全球化網絡的程度都今非昔比。它改變了我們的競爭能力以及競爭方式的所有內容。2005年11月刊登於《商業管理期刊》上的一篇題為《我們正在享受全球化的好處嗎？》的文章很好地概括了這種差異，它注意到了平坦的世界賦予了站在高處的人把低成本勞動和高技術結合起來的能力。我們以前從未見過這種結合，這件事情本身已經對發達國家構成了挑戰。然而印度和中國還在為低成本勞動和高技術增加更多新的東西：無拘無束的想像力，也就是高度的革新和創造能力。他們首先將會用廉價勞動力、高技術以及重新構想未來的高度創造力去解決自身的問題。接着他們將會關注我們的問題。我們必須有更多能做同樣事情的人。所以，最後一次，我還要提醒大家：這不是演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