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靜悄悄的危機

第八章 靜悄悄的危機

在以前的奧運會比賽中,美國隊很少遇到勢均力敵的對手,現在看來,美國人應該逐漸適應這種情況了。

——摘自2004年8月17日美聯社發自雅典奧運會的評論文章,題目是《美國男籃以微弱優勢戰勝希臘》

中國人現在對我們國家處在衰退態勢中深表同情。很多中國朋友向我提及了他們的諺語:「富不過三代」,他們難以理解美國為何變得如此的無秩序、無理智和無節制。「萊溫斯基醜聞」在他們眼中是一種難以理喻的時間浪費,他們過去的皇帝可以有成千個妃嬪。中國人同樣驚嘆美國人允許自己借貸泛濫,讓公立學校赤字運行,而媒體只對餵食管、影片《十戒》和如何做到多吃不胖感興趣。

——美國商業協會中國理事會前主席詹姆斯。麥克。格雷高(以前是一個駐華記者,現在在中國經商)在2005年7月31日《華盛頓郵報》如此寫道。

現在,世界上的其他國家都正在和美國展開激烈的競爭,而這種競爭與其他國家男子籃球隊同美國男籃在2004年雅典奧運會上已不相上下的場面有異曲同工之妙。由眾多NBA明星組成的美國男籃,在輸給波多黎各、立陶宛和阿根廷后,只拿到銅牌,垂頭喪氣地打道回府。在此之前,美國男籃在現代奧運會歷史上只輸過一場比賽。曾記否,美國當年指派全美高等院校體育協會的學生球員參加奧運會籃球比賽。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這些學生球員足可以擺平其他國家的全部參賽隊伍。再往現后,挑戰出現了,我們開始派出職業球隊出征,而職業球隊也逐漸受到挑戰。

因為其他國家的球隊在不斷地學習,知識技術的傳播越來越快。其他國家球隊的教練可以從互聯網上下載美國球隊的訓練方法,並通過衛星電視在自己的起居室里收看NBA比賽。他們中的很多人甚至可以通過ESPN體育台觀看精彩場面的錄像。

由於導致世界變得平坦的因素相互交織,大量的初露鋒芒的籃球天才從世界各地來到了NBA的賽場,這其中包括許多來自中國、拉丁美洲和東歐國家的球員。當奧運會開始時,他們回到自己的國家,用他們在美國磨練出來的技術為國家隊效力。所以,20年前美國在奧運會籃球賽場上的優越感現在已經蕩然無存。NBA的技術水平正日益變成香草雪糕。如果美國想繼續在奧運會籃球比賽中保持統治地位,我們必須在技術上再上層樓。過去的標準已經成為歷史。如同IBM的喬爾。

考利對我說的:「球員一個個單挑,來自立陶宛或波多黎各的籃球隊員還不能與美國隊隊員相抗衡,但是當他們團結在一起整體作戰時,當他們之間配合的比美國隊更流暢時,其對美國隊是極具威脅性的。」

2004年8月26日,體育專欄作家約翰。范因斯坦在美國在線上發表的一篇評論文章指出,美國男籃的表現是其他國家籃球隊水平提高和美國籃球水平下降兩個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美國籃球水平的下降又是兩種長期趨勢發展所導致的。

第一個趨勢是籃球基本技術的退化。美國的孩子們只是想通過投三分球或者扣籃得分——這些場面你可以從ESPN體育台的精彩場面回放中看到——而不是踏踏實實地學習如何精確地傳球、如何找到空檔在拉扯中跳投或者擺脫大塊頭上籃。這些技術需要經過大量艱苦的訓練才能學會。范因斯坦說,今天這一代美國球員崇尚的是玩的精彩,而不是技術的基本功,他們變得越來越急功近利。「當世界其他國家的球員逐漸進步的時候,越來越多的NBA球員對參加奧運會比賽提不起精神來,」范因斯坦說,「自1984年以來,我們已經有了很大改進,當時鮑勃。奈特告訴查爾斯。巴克利,他出現在奧林匹克訓練營時體重不能超過265磅(1磅=0.373千克),而巴克利最終的體重是280磅(1磅=0.373千克),奈特把他刷了下來。現在組建奧運會男籃隊伍的教練甚至不會檢查『巴克利』們的體重,他會派一輛大型高級轎車到機場去接球員,如果球員要求的話,他們還可以在去賓館的途中在唐肯快餐連鎖店逗留……世界變了,美國籃球界發生的變化卻不是朝着好的方向發展。」約翰。范因斯坦的話放在美國工程技術領域同樣適用。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發展至今天的美國讓我想起了一句老話——富不過三代。

第一代人是艱苦的創業者,通過創新發家致富;第二代人守住了所有的財富;第三代人在成長過程中,逐漸變得肥胖、木訥和懶惰,慢慢地揮霍著祖輩留下來的遺產。我知道這種話太尖刻,而且過於泛泛,但是不管怎樣,確實多多少少有些道理在裏面。美國社會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變得飄飄然起來,那時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第三代人成長起來的時候。互聯網帶來的繁榮給很多人留下了一個印象——不必通過繁重的勞動一樣可以致富。你只需拿到MBA學位、快速實現首次發售股票或者簽一份NBA合同,就可以一勞永逸,不用再擔心以後的生活。但是當我們正在欣賞自己創造出來的平坦世界的時候,大量的印度人、中國人和東歐人正在盤算著如何利用平坦世界帶來的機遇發展自己。我們是幸運的,因為我們是唯一沒有受第二次世界大戰破壞的經濟體,因為在過去40年裏,我們沒有經歷過嚴酷的競爭。這使我們在各個方面成為世界領頭羊的同時,也讓我們滋生了自滿情緒,想當然地認為一切都應該是美國的。近幾年,這種狀況甚至發展成為一種趨勢——吹捧消費者而不重視辛勤勞動、投資和戰略思考。當我們遭到恐怖襲擊以後,對於總統來說,這是一次號召人民更多地關注國家財政、能源、科學和教育等我們一直疏於重視的方面的絕好機會,在一代人的時間之內,這種機會很難得。然而我們的總統沒有像當年甘迺迪那樣做,相反,他號召我們去消費。

在前幾章,我指出了為什麼古典的經濟理論和美國經濟內在的強大實力使我相信:如果我們挽起袖子,做好迎接競爭的準備;如果我們每個人都仔細思考如何提高自己的技能和更多地接受教育;如果我們持續不斷地對技術革新進行投資,那麼美國人就用不着擔心世界平坦化的到來。這一章是分析為什麼我們沒有做這些事情,以及如果我們不改變現在的狀況,沿着這條路走下去,將會有什麼事發生。

事實是,我們現在正處在危機之中。但是這場危機發展得十分緩慢,十分平靜。

「這是一場靜悄悄的危機。」雪莉。安。傑克遜說。雪莉。安。傑克遜是2004年美國科學促進會主席,同時她還自1999年起至今一直擔任斯利爾理工大學的校長(是美國歷史最悠久的科技大學,建於1824年)。這場靜悄悄的危機正在逐漸地侵蝕美國的科學和技術工程基礎,而這些正是美國人得以不斷創新並提高生活水平的來源。

「天還沒有塌下來,一時半會兒不會發生多麼嚴重的事情,」傑克遜說。這位受過物理學訓練的科學家仔細地斟酌着她的用詞:「美國現在仍然是世界技術革新的領頭羊。美國開設有最好的研究生課程,有最好的科學基礎設施以及把知識轉化為利潤的資本市場。但是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在美國的科技界,一場平靜的危機正在醞釀。我們要把自己放在全球的環境中,要看到所有與美國競爭的國家不僅頭腦清醒,同時還在與我們進行着馬拉松比賽,可我們只是短跑成績優秀。」

雪莉。安。傑克遜知道她在說什麼,因為如同其他人一樣,她能夠以其職業生涯做例子證明為什麼美國在過去50年裏如此繁榮,以及為什麼在下一個50年裏,美國的輝煌將不復出現。傑克遜是一名非洲裔女性,1946年出生於華盛頓特區。

她在一所種族隔離的公立小學接受了啟蒙教育,後來由於美國最高法院在布朗控訴托皮卡教育委員會案中的裁決,她又成為公立小學中第一批受益於反種族歧視政策的黑人孩子。

當她由於一次偶然的機會能夠得到更好的學校去讀書的時候,前蘇聯於1957年發射了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於是美國政府全心致力於把美國年輕的一代培養成為科學家和工程師,這種趨勢在甘迺迪總統宣佈實施載人航天計劃后變得更為強烈。當甘迺迪總統談到要把人類送上月球時,雪莉。安。傑克遜是正在聆聽總統演講的千百萬美國青年之一。她回憶說:「總統的話,鼓舞了我,幫助並推動我們這一代的許多人成長為科學家、工程師和數學家。」而他們在這些領域所做的突破和創新已經遠遠超過了載人空間計劃的原先要求。「空間競賽實際上是一場科學競賽。」

感謝種族歧視的廢除,傑克遜的靈感和理解力得到了發掘,她最終成為第一個在麻省理工學院獲得博士學位的非洲裔美國女性(她的專業是基礎粒子物理理論)。從那時起,她在AT&T的貝爾實驗室工作了很多年,並在1995年被克林頓總統任命為核管制委員會主席。

然而,隨着歲月的流逝,傑克遜開始發現對像登月競賽這種國家面臨的挑戰感興趣的年輕美國人越來越少,很少有人在對數學、自然科學和工程學着迷。在大學里,她注意到,學習理工專業的學生人數一直增長了幾十年,並在1993年達到頂峰,儘管最近有些進展,但今天的人數仍然低於十年前的水平。所以在傑克遜這一代之後,相對於國家的需求來說,理工人才後備力量變得越來越薄弱。到傑克遜開始擔任斯利爾理工大學校長,並把其全部身心撲在重振理工專業隊伍上時,她意識到,一場完美風暴即將來臨,這場風暴將對美國經濟健康產生長期危害,於是,只要有機會,她就會盡自己所能就這個問題大聲疾呼。

「『完美風暴』這個詞來源於1991年10月的一次氣象災害,」傑克遜在2004年5月的一次談話中說,「當時一股強大的風暴蓄積了大量的能量,蹂躪了大西洋地區,造成了巨大的人員死亡和財產損失。這個事件後來被寫成一本書,繼而被拍成電影。

儘管負責觀察這種現象的氣象工作者強調,多種因素匯合在一起形成巨大破壞里的情況不太可能發生,但與此相似而且更糟糕的情況就在眼前,它很可能會阻礙我們國家的科技發展。這種『風暴』的作用力是多重的、綜合的,來自人口、政治、經濟、文化甚至社會方面。「每一個方面的作用力都有相當的負面作用,而當所有作用力結合在一起,它們會具有極強的破壞性。」100年以來,美國將第一次發現它在科學探索、技術革新和經濟發展方面落在了其他國家的後面。「知識總是很重要的,在當今時代知識更是舉足輕重。正如經濟學家傑弗里。

薩克斯指出:17世紀科技革命開始之前,任何地方任何人實際上都為生計奔波。

但隨着300多年來科學技術的發展,溫飽早已不是生活的標準。蒸汽動力、機器、電力和現在的計算機和互聯網已經使得個人進行大規模生產成為可能。因此,工業時代和信息時代現在正讓位於精英時代。趨於平坦的世界把工業時代和信息時代的工具帶到更多地方和帶給更多人種。隨着工具的商品化和普及化,對於國家和企業來說「唯一的求生之道」是其人民和雇傭者的才能和企業家精神。商業戰略家約翰。黑格爾如此說道。

經濟活動總是可以雙贏,但是最大贏家會是那些最善於以最快速度吸納精英的人。

以上就是我一再堅持的,在平坦化世界裏具備下面三個基本要素的國家才能急劇積累財富:和平坦世界高效快速連接的基礎設施;為了其人民從事創新和高附加值工作所需要的良好教育計劃和知識技能培訓體系;良好的政府治理結構(正確的稅收政策,恰當的投資貿易法律法規,對研究的有力支持,強化知識產權保護,最重要的是有感召力的領導——能夠遊刃有餘地帶領人民應對平坦化世界中的潮起潮落)。

不幸的是,美國在所有這些領域的發展都存在嚴重的不足。在冷戰時期,導致美國憂心忡忡最深的根源是所謂的美蘇之間的導彈數量差距。這種差距從外部威脅著美國。今天,我們則對美國在基礎設施和教育方面與別國的差距表示憂慮。

在平坦世界裏,這些差距對美國是一種來自內部的威脅,這是美國諱莫如深的秘密。如果我們繼續忽略這些事實,危機就已經不再是平靜的了,傑克遜說:「它將成為真正的麥科伊。」

諱莫如深的秘密之一:數字的差距數字的差距是第一個秘密。受1957年蘇聯發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的威脅和甘迺迪總統的鼓舞而投身於自然科學研究的那一代科學家和工程師已經接近退休的年齡,如果美國仍然想保持其首屈一指的經濟地位,那麼將難以找到足夠的合格的後備力量來填補這些人員退休后空出的崗位。根據國家科學基金會的統計,一般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已經40多歲了,而且平均年齡還在穩步上升。

以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為例。2004年3月21日,《今日佛羅里達》報對國家航空航天局的檔案(其中包括美國甘迺迪空間中心)進行了分析,發現以下事實:國家航空航天局的18146人里,幾乎40%的人達到或超過50歲。這些在政府公務部門工作了20年的人員有資格提前退休。22%的工作人員達到或超過55歲。超過60歲的工作人員人數與小於30歲的人員的人數之比是3:1.只有4%的工作人員小於30歲。

考慮到國家安全的因素,該部門中的很多工作崗位只招納美國公民。然而,一份2003年的GAO研究結果顯示,國家航空航天局很難僱用到符合其要求的工作人員,越來越多的人不具備國家航空航天局工作中所需要的紮實的自然科學、工程學和信息技術等知識。國家航空航天局管理者肖恩。奧基夫於2002年在國會證實:「如果找不到合適的人選,我們了解和保護地球、探索宇宙以及尋找外星生命的使命不得不中止。」

由前宇航員和參議員約翰。格倫主持的面向21世紀國家數學和自然科學教育委員會發現,在美國數學和自然科學的教學隊伍中,有2/3的人將於2010年退休。

從傳統上來講,我們主要通過在國內加強教育和從國外引進人才兩種方式來彌補國家在工程師和科學技術人才的短缺。但是最近,這兩種渠道都出現了乾涸的跡象。

每兩年,國家科學委員會都會對有關美國科學技術發展動向的一組廣泛的數據進行監管,這些數據被當作美國自然科學與工程學發展的指示器。在分析了2004年的數據后,國家科學委員會發現:「我們觀察到,身為美國公民的科學家和工程師的數量在下降,而需要這種專業背景的工作崗位卻持續增長,這種現象令人擔憂。」這種趨勢會威脅到國家經濟福利和安全。國家科學委員會還補充說,如果這種趨勢還將繼續的話,有三種情況將會連鎖發生:「需要具有理工專業知識背景的工作數量將上升;能夠勝任這種工作的美國公民的數量最多與現在持平;對其他國家相關人才的利用率將下降,其原因或者是由於考慮到國家安全因素對他們進入美國採取限制措施,或者是由於全球各國對這種人才的爭奪使我們難以得手。」

國家科學委員會的報告還發現,美國18歲到24歲的青年人中,接受過自然科學和工程學教育的人數已經跌落到世界第17位,而30年前,我們在世界上的排名是第3.報告指出,2003年,在全世界授予的280萬個理科和工科學士學位中,有120萬個被在亞洲各大學學習的亞裔學生獲得,83萬個給歐洲人獲得,美國的年輕人只得到其中的40萬個。特別是在工程學專業,亞洲各大學現在每年培養的本科畢業生數量是美國的8倍。

「而且,如果與有些國家相比較,上述的比例差距會更大。」雪莉。安。傑克遜說。在中國,每年理工類專業學士學位的頒發數量占其頒發的所有學士學位數量的60%,在韓國這個比例是33%,中國台灣地區的比例是41%.相比之下,美國的這個比例還保持在大約31%的水平。國家科學委員會說:「美國一直以來依靠其人民的發明與創新來參與世界市場的競爭。具備自然科學和工程學知識背景的勞動力的充足供給是保持國家競爭力的重要基礎。但是,即使我們立刻採取措施改變當前的不良趨勢,也只能在10年至20年之後看到效果。」2004年畢業的獲得理工專業學位的勞動力應該在14年前,當他上中學時,就選修必要的數學課程,這樣才能為其今後的專業學習奠定基礎。所以,今天一些中學生如果作出相同的選擇,至少要到2018年或2020年,才能成為國家棟樑之才。

「如果現在不改變這個發展趨勢,到2020年我們會發現,美國研究與教育機構的革新能力已經受到損害,失去了相對於世界其他國家的領先地位。」國家科學委員會說。

「更糟糕的是,這種人才短缺發生在世界趨向平坦的過程中。美國國內需求具有理工知識背景人才的工作崗位每年的增長率是5%,」國家科學委員會說,「相比之下,其他工作崗位供給量年均增長僅1%多一點。」2001年「9.11事件」

以前,勞動統計局指出,需要理工技術的職業增長速度是其他所有職業增長速度的3倍。不幸的是,根據國家科學委員會的報告,現有理工技術人員的平均年齡正在上升。

「許多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這些人出生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1946~1964年間美國生育高峰時期)進入科技勞動力大軍的人們預計將在未來20年內退休,然而在這些人的孩子們當中,選擇像他們父母們一樣專業的人數卻遠不如幾十年前那麼多。」國家科學委員會說,「此外,選擇數學和計算機科學專業的女性比例從1993年至1999年下降了4個百分點。」國家科學委員會2002年的數據分析還顯示,美國授予的理工專業博士學位從1998年的29000個下降到1999年的27000個。美國工科專業的大學生總人數在20世紀80年代到1998年之間下降了12個百分點。

然而,美國理工專業的勞動力大軍人數的增長率還是比理工科學位的增長率要高一些。原因是很多國外出生的理工專業畢業生移民到了美國。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外出生的學生在美國大學理工專業學生中的比例持續穩步地上升。同樣的趨勢也可以在工作領域體現出來,國家科學委員會說,從總體上看,這個比例在1990年是14%,隨後的10年裏,擁有學士學位的國外學生在美國理工類工作崗位中占的比例從11%上升到17%,如果是碩士學位,這個比例從19%上升到29%,而對於博士學位,則是從24%上升到38%.通過把國外出生並在國外接受教育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吸引到美國,我們不僅可以保持美國理工類勞動力的增長,同時還不必承擔為此支付的長期教育成本。

與此相反的另一種趨勢是,由於世界變得平坦,世界各地彼此連接的更加緊密,即使外國人不移民到美國,也可以為美國從事革新工作。他們可以為世界第一流水平的公司干世界第一流水平的工作,在得到體面的收入的同時還不必離開自己的家。

「所謂全球化就是在他們的家鄉為其創造工作崗位,」國際教育協會會長艾倫。古得曼說,「所以他們會說,『我還是覺得自己的家鄉好,我在自己的家鄉生活比在紐約更舒服。』以前,他們的家鄉沒有實驗室,不能連接到互聯網,而現在,所有這些問題都解決了,他們在家裏就可以把工作搞定。這種趨勢甚至在『九一一事件』導致的簽證困難之前就已經開始了,大約在2000年,人才外流取代了人才流入。」

國家科學委員會的研究表明:「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其他國家增加了對理工專業教育領域和理工類人力資源的投資,而且其增長率要高於美國。1993年至1997年,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包含有40個高度發達市場經濟的國家)國家需求理工類專業人才的研究工作崗位增長了23%,是美國11%的2倍還多。」另外,該研究還表明,自「9.11」恐怖襲擊以來,由於國內增加的安全限制和國外申請者數量的下降,美國為國外留學生和理工類人才發放簽證的速度更慢了。

2001年,美國政府為外國留學生髮放簽證的數量比2000年減少了20%,在隨後的幾年裏,這個比例還在增加。當各個大學校長們告訴我,2004年的情況有所好轉,美國國家安全部正在試圖為外國留學生和科學家加速並簡化辦理簽證的程序時,大量的損失已經無可挽回,無論外國留學生和科學家在哪個領域工作,都會牽涉到國家安全因素,這已經成為美國政府的一塊心病。難怪《紐約時報》教育專欄作者薩姆。狄龍在報道中說:「今年美國研究生院接收到的外國留學生申請下降了28%.研究生院中外國留學生的實際註冊數量下降了6%.今年秋天發佈的一年一度的調查顯示,30年來,在美國攻讀本科、研究生和博士后的所有外國留學生的註冊人數首次下降。與此同時,英國、德國和其他國家的大學註冊人數在快速增長。今年中國申請攻讀美國研究生的人數下降了45%,而一些歐洲國家則宣佈中國留學生的註冊人數猛增(2004年12月21日)」。

一些分析家認為單純地比較印度、中國和美國的理工科畢業生總數可能會是極大的誤導,因為不盡準確的統計難以獲得,而且忽略了工科學位在不同國家中「含金量」

的不同。比如,2005年12月杜克大學理工學科管理項目的研究,以「工程技術人力資源外部替代的框架性研究:將美國置於與中國和印度同一遊戲場」為題。

該報告指出印度和中國的數據經常包括沒有受過嚴格訓練的兩年或者三年專科畢業生,而美國的數據僅僅是特指訓練嚴格的四年制學士畢業生。杜克大學的研究還區分了兩種不同的理工科畢業生:創造型工程師和操作型工程師。創造型工程師是那些能夠進行抽象思維和利用科學知識高水準解決問題的個人。這些工程師通常經過至少4年的理工學科教育計劃的嚴格培養,他們的工作不容易從外部獲得可替代的人力資源。而操作型工程師通常是接受同事、技術人員的教導,或是文憑式教育而不是嚴格的學士學位教育。他們可能具有理工科的基本知識和技能,卻沒有經驗和能力利用這些知識解決更大的問題,他們的工作很容易找到可替代的人力資源。杜克大學的研究結論認為,美國相比印度和中國,仍然培養較高比例的創造型工程師和電腦專家,因此,仍具有較大的競爭優勢。

但是,我仍然要給這個研究的結果中加入以下忠告。首先,美國的大學里工科學位不僅授予美國居民,還有很多的外國學生,他們將回到各自的祖國。其次,的確,中國和印度理工科學位的平均水平可能沒有美國四年制正規培養的畢業生水平高,但是應該認識到:有更多的印度人和中國人(比例比美國高出很多很多)

正在本國或美國大學學習自然科學、計算機和工程學。在平坦化世界中,先進的知識傳播總是很快。

因此,我毫不懷疑在未來20年中,中國和印度理工學科本科學位的平均水平會緊緊跟上美國的水準。我們應該看到的是趨勢的發展,而不僅是今天的片斷。

諱莫如深的秘密之二:教育的差距——來自高層導致數字差距的最重要的原因,當然是我們在教育方面的差距。我們沒有給我們的孩子們提供良好的教育,或者說,沒有對為孩子們提供關於在數學、自然科學和工程學等方面的教育給予足夠的重視。

看看一年一度英特爾國際科學與工程學大獎賽,大約40個國家每年通過大賽組委會設在本地的分支機構提名參賽人員。根據英特爾公司的統計,2004年這個賽事吸引了大約50000名美國孩子參加。而當我在一次訪問中國期間,詢問英特爾中國區總裁陳偉錠關於中國的參賽情況時,他告訴我:「中國現在國內進行大賽的選拔賽,幾乎每一個省都會派學生參加選拔。在中國,有600萬孩子參與競爭,儘管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進入到最後的決賽……」中國人對這個比賽非常重視。

那些被選中參加最後階段國際比賽的孩子被允許免試進入大學學習,而且可以隨便挑選進入國內的一流大學。在2004年的比賽中,中國共獲得了35個獎項,比其他任何一個亞洲國家獲得的獎項都多。這些獎項中包括三個全球最高獎中的一個。

難怪美國各地所有的教師都要閱讀的雜誌《教育周刊》刊登了一篇題目為《移民兒童的數學和自然科學成績名列前茅》(2004年7月28日)的文章。這篇文章寫道:「美國政策國家基金所做的一項研究表明,自然科學成績最優秀學生中的60%和數學成績最好的學生中的65%來自於新移民到美國的家庭。這份調查所依據的數據是:最近3年各個學校競賽中獲獎者的名單,英特爾公司的科學人才調查,參加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大賽以及物理比賽的美國代表隊成員組成。」這項研究的作者把移民家庭學生「的成功部分地歸功於其父母要求孩子科學安排自己的學習時間。許多移民家庭的父母鼓勵自己的孩子學習數學和自然科學,他們堅信掌握了這些知識會增加孩子們將來在職場上的競爭力,從而避免偏見和缺乏人際關係對他們的影響……

接受調查的很多學生的家長是持向職業技術人員發放的H-1B簽證來到美國的。

「這項研究的作者斯圖爾特。安德森是基金的執行董事,他認為美國政府制定的過分限制移民流入的政策是有風險的,有可能導致科學技術人才持續穩定流入美國的停滯。文章舉了安德烈。蒙泰亞努的例子:安德烈。蒙泰亞努的父母5年前從羅馬尼亞移民到美國,他從7年級開始接受美國教育。當時安德烈。蒙泰亞努發現,美國7年級課本中的數學和自然科學課程時曾相識,原來,他在羅馬尼亞讀4年級時就已經學過了同樣的內容……

每隔4年,美國都要參加國際數學和自然科學發展趨勢的研究。這個研究把所有學生分成3組:4年級、8年級和12年級。最近的研究設計了大約50萬名學生,涵蓋了41個國家,使用了30種語言,這使其成為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和最廣泛的關於教育水平的國際研究。

2004年的研究結果顯示(相關測試是在2003年做的),美國學生的成績只比2000年有略微提高,從這些數據可以看出,美國的勞動力在科技方面的競爭力要弱於緊盯着它的對手國家。2004年12月4日,美聯社報道說,美國8年級學生的自然科學與數學成績自1995年第一次測試以來已經得到提高,但是這些提高主要來自於1995年至1999年之間,也就是說,最近幾年的提高微乎其微。當然,這4年的提高使美國獲得了相對於其他國家更高的排位。可令人擔心的是,美國4年級學生的成績卻從1995年起停滯不前,既不上升也不下降。結果,相對於取得進步的國家來說,美國的排名反而落後了。負責組織這次研究的波士頓大學國際研究中心的聯席主任艾娜。穆利斯告訴美聯社說:「亞洲國家在高級階段的自然科學和數學教育方面穩步前進。」例如,測試結果表明,44%的新加坡8年級學生的數學水平達到高級階段,中國台灣地區的比例是38%,而美國的這個比例僅為7%.另一個旨在對學生素質進行評價的國際教育測試也於2004年12月得出結論:15歲美國學生應用數學技能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低於國際平均水平。

2005年,國家科學院、國家工程院和美國醫學科學院的一份題為《風口浪尖上》的報告,可以部分解釋上述現象。研究表明,在1999年只有41%的8年級學生接受畢業於數學專業的數學老師的指導,大大低於77%的世界平均水平。尤其在美國高中的教育中,看上去似乎像一個黑洞,無情地打擊著年輕人的興趣發展,尤其是對想選擇自然科學的女學生。

2005年10月,我和我妻子去紐黑文參加耶魯大學家長周末會,和女兒、女兒的室友和其中一個室友的男友一起吃比薩午餐。我坐在那位男士的對面,他叫艾瑞克。斯特,24歲,在耶魯攻讀納米生物工程博士學位。艾瑞克正是美國教育體系所應該大量培養的年輕人。他的祖父是一個手錶工程師,他父親是哥倫比亞大學的醫學博士和教授,他很小的時候就對自然科學產生興趣,尤其是他看到了父親的實驗室並曾和祖父一起製造零件。他上高中的時候,是西屋(Westinghouse)

科學大賽的決賽選手,在耶魯獲得學士學位,隨後進了研究生院。目前,他在一個政府資助的項目中運用納米技術監測空氣中的毒素成分,這在應對恐怖活動中將會有廣泛運用的前景。我和斯特很快談到了關於美國當代自然科學的教育。

他一開始便提及在座的5位耶魯大學本科女生,「看看在座的各位,我和這些聰慧的女生一起吃比薩餅,可惜她們並沒有一人與我一樣從事自然科學。」5位女生都是學人文學科的,為什麼?我問斯特。他認為這涉及很多原因。首先,「人們願意做有樂趣的事情。但是像代數或背誦乘法規則表完全是沒有意思的事情,但這些基礎知識是大一新生的必修課,這些東西簡直是無聊透頂而且好像毫無用處。其實,只有到了高年級,你才能得到所謂的樂趣,但是前提是掌握這些無聊的基礎知識。而現在的文化就是直接奔樂趣。」

提及耶魯,斯特告訴我:「我喜歡耶魯,但我的朋友中甚至沒有人對我做的東西感興趣,如果我要和他們交流我做的事情,我不得不把它講得很有趣。耶魯的工作是『製造』總統,而不『生產』科學家。而且總統們並沒有認識到科學的價值,沒有比布希更好的典型了。最近我參加一個婚禮,我大學時所有夥伴現在都是投資銀行家,他們討論他們掙了多少錢。我也開始算計我掙了多少,結果是:一周工作80小時,而1小時報酬為3美元。但是,我從來沒有讓金錢左右我的思維方式。」

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初,想成為律師的年輕人人數開始超過想成為工程師的年輕人。接着,隨着互聯網的繁榮,在90年代,那些想就讀於商業學校獲得MBA證書的年輕人數量以壓倒優勢蓋過了想成為工程師和律師的人數。

斯特認為雖然其他國家致力於數學基礎設施建設並從教育系統更具創造性的教育方法中受益,但美國的文化還是培養了一些最具創造力的科學家和工程師。

斯特強調說,這正是為什麼美國小孩必須改善他們在數學和自然科學等方面基本技巧,同樣,我們也必須加強自然科學的基礎教育,從而保持和激發孩子們的創造性。他認為公立學校取消藝術和音樂課程簡直是瘋狂之舉。「我生活中所獲得的創造性思維和工作理念,很重要的一個淵源就是音樂。我是一個古典音樂愛好者,基於這點,我領悟到的是努力獨自做好自己的工作,而不是像一個體育團隊那樣。這同時也引導你運用新的方法闡釋你的計劃和靈感。」感謝美國的社會能夠「生產」出像艾瑞克。斯特這樣的年輕人,但是我們不能存有幻想:他和他的同事僅是越來越小的一個少數派。斯特補充道:在當今的美國,很多人最大的希望是成為一個醫生、律師或銀行家,而不是工程師或科學家。他擔心的是創新的根基從何而來?

「我們出口的是自己的優勢要素,還是中國的優勢要素?」他問道,「我想確信的是我們應該有自己的貿易產品。」他又重新強調自然科學基礎的重要性,「科學和工程技術許多是有關敬業精神的——不僅願意掌握所有的基礎知識,同時還要繼續堅持一個哪怕已經失敗了20次的實驗。」留給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亞洲的學生和美國最優秀「當一個中國的研究生在實驗室遇上我並對我說,學生的敬業精神。『你怎麼這麼努力』,這是我想得到的最大的恭維。」

我希望更多美國的年輕人能夠有這番感慨,但數據統計卻恰恰相反,美國的教育問題不僅僅在數學和自然科學,美國學生簡單的閱讀和寫作能力也在退步。

2005年12月16日,《紐約時報》報道了美國大學畢業生英語讀寫能力的調查結果:大學畢業生在過去十年讀寫能力平均水平是明顯下滑的。這是大學畢業生——而不是那些半途退學的傢伙。2003年教育部進行的全美成年人讀寫能力測評,是考察美國成年人寫作能力的最重要測試。《紐約時報》指出,「該測試還發現美國人在英語讀寫中的語法水平大幅下降,而黑色人種和亞裔卻有明顯提高。1992年進行的該項測試顯示,40%的美國大學畢業生讀寫能力是精通水平,可以閱讀長篇複雜的英語文獻和進行高難度的推理。在2003年的測試中,只有31%的畢業生是精通水平,而畢業生總數為2640萬……」格羅佛。J.白貝斯是教育部一個研究所的主任,他負責監測此次測評。

他認為大學畢業生的讀寫能力是下降的,因為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將大量業餘時間花在看電視和上網,「他們的閱讀興趣正在減退,而閱讀正是能提高讀寫能力的有效途徑。」

諱莫如深的秘密之三:進取心的差距我們對電視、視頻和網上遊戲的喜愛有助於揭示第三個秘密——這是幾個美國公司的傑出首席執行官悄悄地告訴我的:「當他們把工作轉移到海外,公司不僅節省了75%的工資成本,同時還得到了100%的生產增長率。」其中的一些原因是容易理解的。

當你把一個在美國地位比較低、收入比較少的工作,如呼叫中心的接線員,轉移到印度后,同樣的工作就變成了高工資、高社會地位的崗位——公司的支付減少了,可是工人的幹勁卻比在美國更足了。一家總部在英國的跨國公司的美國籍首席執行官告訴我,「離岸外包不僅可以節約成本和提高效率,同時生產質量和生產力的提高也是巨大的。」除了工資的支出壓縮外,一個班加羅爾的印度工人經過再培訓后,可以做2~3個歐洲人的工作量,而且這些班加羅爾的僱員不享受10周的休假。「如果你認為離岸外包只是降低工資支出的問題,」他補充說,「你不會感到驚訝,但事實是,這些工人工作的太努力了,勤奮的讓人害怕。」

從印度回來后不久,一個年輕人在機場接我,他想和我談論一下我寫的關於印度的那些文字。我們聊得很開心,於是我要了他的名片,隨後,我們通過電子郵件不斷交往。他的名字叫邁克。阿爾蓋洛,住在聖安東尼奧,是一名IT系統設計師。由於他從事的是高端的IT系統設計工作,所以並沒有感到來自國外競爭的威脅。從事設計師的同時,他還教書。當我問他,我們需要採取什麼行動才能把競爭優勢保持住,他給我發來了這個電子郵件:我在當地一所大學教書。看到許多學生不思進取地混日子。我感到非常沮喪。我已經教過他們6個學期的課程,但只會考慮僱用其中的兩個人為我幫忙。因為其他的學生缺乏創造力、缺乏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及學習的熱情。你非常清楚,印度人相對於中國人和俄羅斯人的最大優勢就是他們講英語。但是如果認為最高水平的印度開發人員比美國同行工作做得更好就錯了。印度人的有利條件是他們可以對一個問題投入大量的人力。我曾經在工作中合作過的印度人都是最優秀的。他們同樣都畢業於麻省理工學院,並回到了自己的國家,這些人數量眾多,如果你跟隨我參加一天中的各種會議,你就會發現一個明顯的事實,我一天之中的大部分時間都在和印度人打交道。大部分管理人員還留有這樣一個印象,即所有印度人從事的全部是軟件開發中的低端工作——軟件各組成部分的匯總。但是一些像Linux的技術的應用,已經可以使他們開始從事較高端的系統設計方面的工作了,而以前,這些設計方面的工作完全被美國人壟斷。這些印度人掌握了沿着。技術鏈。往上爬的方法,並漸漸地達到了與美國人同樣的高度。現在,智能與智能的對抗開始了,印度人咄咄逼人的態勢令人敬畏。

從技術的角度看,世界將變得越來越平坦(如果有可能)。我只在兩個領域還沒有看到印度人的身影,它們分別是網絡設計師和系統設計師,但我心裏清楚,這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印度人是非常聰明的,在與系統設計師的交流中,在討論IT方面的各種難題如何解決與協調的過程中,他們可以快速地學到他們想得到的知識。如果國會通過立法組織僱用印度的勞動力,那麼一些大型軟件系統將出現無人會操作運行的局面。不幸的是,在IT界,許多管理位臵上坐着的並不是技術型管理者,他們或許還意識不到這種局面的嚴重性。我只是一名信息系統方面的專家,不是經濟學家,但我知道,一個高收入的工作崗位需要工人創造出更多的價值。

經濟體系中存在着高端工作崗位和低端工作崗位,但是許多人已經不具備從事高端工作的能力了。不求上進,不願接受更高的教育,結果只能從事些低端的工作,收入自然不會高。這個道理再清楚明白不過了,可越來越多的美國人卻執迷不悟。很多美國人想不出來,那些高收入的工作不由美國人來做,那麼還有誰有這個資格呢?我把這種想法稱作。美國人的幻想……

西蒙〃考埃爾曾經對一些應聘的競爭者說他們不具備這方面的能力,那些應聘者卻不相信——不知你是否看到過那樣的場面。我只求有一天,自己不要被那樣不留情面卻千真萬確的話驚醒。

但是如果沒有更早的話,問題從高中就開始了。2005年夏天,我收到了一封來自華盛頓州一個高中老師MalcolmDavidson的信。內容如下:親愛的弗里德曼先生,我在華盛頓州塔克馬市的一所私立高中教授五年級的閱讀和社會課程。儘管許多學生來自不同的種族,受到良好的教育,大多數孩子還是來自白人、中上階級的美國家庭。我最近剛剛看完了您的新書《世界是平的》。其中有兩章的內容。三重匯合。和。靜悄悄的危機。我在您寫出來之前,就已經經歷過了。讀到這些讓我意識到世界真的是平的。真得很希望在您寫這兩章之前就能與您分享我的想法。開家長會是一個比較有意思的工作,但是我從來沒有意識到這也會是一個文化的學習過程。兩年前我開的兩個家長會讓我經歷了世界的平坦化過程。一個會議是與Deven和SwatiVora(猜猜Vora家是從什麼地方移民過來的?)當討論到他們的女兒Sonia時,他們告訴我,他們認為學校沒有留足夠的家庭作業,而且也不夠難。過了幾天,我又與另外一個從西歐移民過來的家長IrenaMikeladze會面,她想知道為什麼她的兒子湯姆斯沒有任何自然科學書,而且要學這麼垃圾的科學課程。在連自然科學書都沒有的情況下,我們怎麼能有競爭力呢?這兩個家庭家長的態度代表了兩種不同的國家特性,讓我思索良久。不幸的是,很多白種的中產階級的美國人卻說,五年級的課程對於他們的孩子來說太難了,孩子們不可能做完作業,沒有時間做一個真正的。孩子……足球、體操、音樂課程和晚餐擠佔了他們的學習時間。一些家長甚至要求我和我的同事減輕這些孩子的負擔。這些擔憂過渡的家長們對他們的孩子設定的期望值很低,並且干預教學;他們認為萬事皆好,從不要求更多。

只要他們孩子做得還可以,並且能夠得到樂趣,就算得到了很好的教育。我們學校完全符合11/9的思維模式。作為一所學校,我們要與鄰街或者鄰鎮的學校競爭。

如果家長相信我們比其他的公立、教會、私立學校好,他們就會滿意。但是正如您所寫,我從這兩個家長會中意識到,真正的競爭已不再是來自鄰鎮或鄰州的學校。您是對的,很多時候我們讀在自己欺騙自己。從理論上說,我們已經不再憤怒(除了在拉拉隊,踢足球和彩票沒中的時候)。我們洋洋自得,並且不斷地惹麻煩。不幸的是,國家領導人還在想怎樣才能讓我們的孩子落在後面。堪薩斯和喬治亞州甚至像去掉達爾文課程,增加智能設計!如果某人將耳朵貼近平坦的地球,他就可以很清楚地聽到來自海外的競爭。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我們的目標將不能止於做當地最好的學校,而應該做全地球最好的學校。

本質上,在世界開始變平坦化之前,整個美國就是一個孤立的小島——一個鼓勵創新、安全和收入不斷增長的小島。然後,它變成了一個巨大的磁鐵,吸引全世界的資本的智能源源不斷地想其流去。而當你的貨幣變成世界貨幣,每一個人都在挖空心思想要在你家門口工作時,你就會開始將一切當成理所當然的了。

亞洲國家不具備這些有利條件。2004年的冬天,我在東京與野村綜合研究所的首席經濟學家辜朝明喝茶。我和辜檢測了一下我提出的「平坦系數」:所謂平坦系數是指這樣一個概念——一個國家自身越平坦,也就是說一個國家的自然資源越少,那麼這個國家在平坦世界中的處境就越好。在平坦的世界裏,一個理想的國家是沒有任何自然資源的,因為沒有自然資源的國家無依無靠,所以傾向於挖掘自身的潛力,提高自身的競爭能力。這些國家會設法調動起全體國民的幹勁、創業精神、創造力和學習知識的熱情,而不是熱衷於挖油井。中國台灣地區在自然條件上,是一個位於颱風頻發海域的貧瘠海島,除了當地人民的幹勁、進取心和才華,幾乎沒有任何自然資源。

但是今天,它卻擁有着世界排名第四位的外匯儲備。日本、韓國和中國香港、中國沿海地區的經濟成功也都能夠用同樣地理由來解釋。

「我是美國籍中國台灣人,我的父親是中國台灣人,母親是日本人,」辜朝明告訴我,「我生於日本,並在日本接受了小學教育,隨後移居到美國。中國有句俗語:學到手的和吃到肚子裏的東西,別人是拿不走的。在我很小的時候,我的老師就告訴了我這句話。我們永遠不能像美國人和加拿大人那樣生活,因為我們的自然資源十分貧乏。所以我們必須好好學習,努力工作並大量出口產品換回外匯。」

隨後,我讀到一篇由《華盛頓郵報》的財經專欄作家兼記者史蒂文。皮爾斯坦從波蘭的弗羅茨瓦夫發出的報道,該文章的名字是《歐洲的資本主義幕布》(2004年7月23日),皮爾斯坦寫道:「一塊幕布從歐洲上空拉了下來,把歐洲分成兩半。幕布的一邊是希望、樂觀、自由和對更好生活的憧憬,另一邊則是惶恐不安、悲觀主義、令人窒息的政府管制以及幾種今不如昔的感覺。」皮爾斯坦說,「這個幕布區分了東歐與西歐,前者正在擁抱資本主義,後者則急切盼望擺脫掉東歐這個與自己分食的競爭者。」

「然而,這一次,很可能是東方會贏。」他接着說,「你可以感覺到那裏的能量和對勝利的期盼。資本和公司大量地進入到這個地區——不僅僅是一些大牌公司像龐把迪、西門子、惠普、豐田汽車和沃爾沃公司,還包括圍繞這些公司形成的供給商網絡。

起初,大部分新的工作都是對技術要求不高的半熟練型工種。現在東歐的工人已經可以從事工程設計等方面的工作了,而這些工作主要是由該地區供應充足的大學畢業生隊伍完成的……大公司到這裏投資不僅可以降低工資支出成本,而且還因為這裏的工人有向上的工作態度,願意做一切必要的工作,即使某些工作的外包會減少工作崗位,即使需要工人在周末加班甚至改變休假安排——在西歐,所有這些毫無疑問會導致長達數月的抗議和談判。西歐的那些人還沒有明白,如果要保住他們現有的利益,需要做多少改變,西歐人面臨的危險是巨大的。他們不知道情況變化的有多快.與其說是對財富的夢想,不如說是願意努力工作的決心,願意做一切必要犧牲的決心,和要改變所有需要改變的做法以縮小與西方差距的決心激勵著弗羅茨瓦夫的人們勤奮工作。弗羅茨瓦夫的市長拉法爾。杜特凱維奇說:「榮譽感和堅定的信念可以用來解釋為什麼幕布另一邊那個有限的社會對我們的進步感到如此恐慌。『」

諱莫如深的秘密之四:教育的差距——來自基層當你回顧20世紀前30多年的美國,你就會發現我們先進公共教育體系的根源,而在這個系統在平坦的世界中早已過時。20世紀早期,美國決定通過將權力和責任下放到當地教育委員會來搭建美國的教育體系。我們允許各個社區組織自己的教育子系統,決定其教學、課本等方面,還有自己的薪酬結構——而不是像大部分國家那樣實行教育體系全國化或像德國那樣實行州際化。「這一方式的影響是,全國的教育系統是由各地教育理事會拼湊起來的一個系統」,國家經濟與教育中心主席馬拉。塔克指出,這樣,相對富裕的人們就可能組織一個「自稅」區,將富人們自己聯合起來,在交納相對低的稅率時,仍然可以使學校每個學生的平均預算水平較高。反之,相對收入較低的人們,則要交納較高的稅率,而花費在每個學生身上的預算卻很低。

同時,在這樣的貧窮社區中,社會不穩定,很難對教育成果有較高的期待。

塔克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高速公路建設補貼和房屋抵押貸款補貼創造了市郊衛星城。20世紀60年代學校中事實上還存在種族隔離,因為白人家庭大多摒棄了大城市移到郊外,留下的是種族隔離更加明顯的城市(由於種族和階層)。

在所有這些戰後發展起來的美國大都市周圍,衛星城由於種族和階級力量得到了「很好」規劃,同時具備了相匹配的學校區。

毫無疑問,最富有的學校區吸引了最好的教師、校長和課程設計者,以及教育需求最強的父母,而最窮的城區和校區相對應的是最差的教師、校長,還有窮困的必須從事三份工作才能養家餬口的家長(他們幾乎沒有時間輔導孩子的功課)。

與此相比,其他工業國家是根據學校提供的標準課程來提供經費的,而這些經費是從國家財政預算中撥付。

美國總是願意並希望公立學校成為改變一個人社會地位的媒介,貧困人群希望通過在公立學校學習提升自己,使自己有機會進入社會更高的層次。然而,因為經費籌集的不均衡性,現在美國許多地區早已今非昔比,公立學校很多時候得不到經費了。

塔克補充道:「美國能夠維持這個教育系統如此之長在於20世紀30年代是一個大批量生產占統治地位的時代。的確,我們在製造某些東西上效率十分高,我們那時教育著一批又一批可以從事大批量生產的勞動力,並向那些具有創造性的精英人才注入大量的資金。因此,如果你到一個私立經營學校或富人區的公立學校,你接受的教育更有利於創造力和創新能力的挖掘和培養,然而最差的公立高中僅僅提供給孩子們得到『麵包和黃油』的技能。如果現在也有很多能提供『麵包和黃油』的大批量生產的工作職位,支付不錯的報酬,並且等在高中大門外,所有人過得也不會太差。」

不幸的是,世界趨於平坦化,那些大規模生產的工作已經大量被自動化機器或外來人力資源所取代,對於沒有知識的人而言,體面工作越來越少。比如,30年前,在許多美國城市,製造企業是最大僱主,而今變成了醫藥或技術研發中心。

因此經費不暢、人員貧乏的高中學校走的都是死亡之路。「那裏不再有未來,」

塔克分析道,「因此,我們必須尋找一個能以更高水平教育我們年輕人的方法。

如果你不提高他們的技能,那麼低技能工人競爭的唯一途徑就是降低他們的工資。「

諱莫如深的秘密之五:教育資金投入的差距到現在為止,與其他國家相比,美國仍然在大學階段教授理工專業方面和建立大學研究基地方面佔有優勢。「但是,隨着中國通過其不斷改善的中學和大學教育體系把一代又一代的年輕人培養成材,」巴雷特說,「10年後,中國會達到與美國相同的水平。我們不是在標划體積的刻度,我們在教育方面的基礎設施建設沒有盡頭,對於各種各樣的新思維,沒有最好,只有更好。所以我們只有兩種選擇,要麼是應平坦世界的要求,要麼聽憑對自然科學的投資下降。」

英特爾公司董事長克雷格。巴雷特說:「如果美國的科技在將來還能夠保持領先地位,不斷創新並提供工作崗位,那麼政府就應該對基礎研究的投資負起責任來。」

根據一個工作組2004年提供的關於美國技術創新對未來影響的研究報告,不幸的是,聯邦政府撥給支撐GDP的物理學、數學和工程學研究的資金在1970年到2004年之間下降了37%.2004年11月,美國共和黨主導的國會通過了2005年年度財政預算。

其中為國家科學基金會編製的預算被削減了1.9%或1.05億美元,而這個部門在聯邦政府中的職責卻是促進科學研究和資助更多更好的自然科學教育。當美國應該為國家科學基金會增加預算的時候,國會竟然砍掉了對科學研究的資助,歷史會證明給我們看,那些人犯下了極為愚蠢的錯誤。2006年度財政預算在這方面的進展是細微的——2.4%的增長。能源部科技辦公室——美國物理學研究最重要的資助者,在2005年只得到2.9%的預算增幅,在2005年僅增長0.9%,在扣除通貨膨脹之後,實際上是一個「粗暴」的預算縮減。

2006年1月,全國總工會發佈消息說,總統發誓要努力改變教育研究預算減少的局面,我們拭目以待。我們該做什麼?2005年10月,國家科學院和美國醫學科學院發佈題為《在風口浪尖上》的報告,這是由科學家和企業家組成的專門小組調查研究后得出的報告。該報告認為,為了21世紀美國的發展,在未來7年,美國聯邦在研究領域的投資每年必須增長10%.它同時還推薦了幾個新的研究補貼項目(每個項目在未來5年中每年獲得50萬美元的補貼),以資助大約200個最傑出的年輕研究人員。

在小布希上任之初以及共和黨主導的國會決定削減2005年國家科學基金會預算時,來自密蘇里州的共和黨參議員維恩。埃勒斯在眾人的附和聲中提出了異議,他做出如下聲明:「我理解在緊縮財政的前提下,做出這種選擇是很艱難的。但我還是認為削減科學研究基金的做法很不明智。事實是2005年,需要自主的項目還在增多,這方面的支出還會增長。所以在保持財政約束的基礎上,增加對基礎研究的撥款應該是顯而易見的。但是,我們不僅沒有使我們的撥款增長率跟上通貨膨脹的速度,而且還作出了南轅北轍的決定。這個決定忽視了國家的未來發展,是很危險的。我對政府選擇做出這種決定的時機十分驚訝——此時此刻,其他國家的學生在數學和自然科學比賽中不斷地超過我們的學生,各國政府都在不斷地增加對基礎科學研究的經費——因而也很擔心。如果沒有一批訓練有素的受過良好教育的勞動力隊伍,我們是不能指望在國際競爭中奪回曾經失去的飯碗的。」

維恩。埃勒斯說得不錯。削減經費的影響已經顯現出來了。根據國家科學基金會的統計,自1992年以來,美國人撰寫的科技論文在世界論文總量中所佔的比重下降了10%.美國人在世界一流物理學雜誌《物理評論》中發表的論文占刊登的所有論文的比重,從1983年的61%下降到現在的29%.現在,人們開始注意到大量的技術專利被亞洲人獲得。1980年到2003年之間,日本在世界工業專利中的份額從12%上升到21%,中國台灣地區從0上升到3%,相比之下,美國則從60%下降到52%.國會議員為了得到支持,在各地高速公路項目大肆花錢已經有很長一段的歷史,從今往後,讓我們將錢用在試管項目上吧!以防美國在國家競爭中落後。

諱莫如深的秘密之六:基礎設施的差距一位在日本的美國前外交官托馬斯。

布萊赫,在2005年5~6月期的《外交》上發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開頭如此寫道:在布希執政的前3年,美國在寬頻互聯網使用上的全球排名從第4位下落到第13位。現在,大部分美國家庭只有「基本」寬頻設備,在發達國家中這是最慢、最貴而最不穩定的網絡接入方式。

在手機接入互聯網模式上,美國落後的更多。這一境況無疑是布希政府在發展網絡工程上的失職,實際上,美國是唯一一個沒有明確國家寬頻發展政策的發達國家。自2001年布希執政以來,其政府認定的主要優先項目是:減稅、導彈防禦系統和反恐—而不是讓美國在互聯網創新上保持領先。實際上,布萊赫寫了那篇文章以來,根據2004年的統計,情況已經變得更糟糕了。根據國際電訊聯盟2005年4月的數據,美國的寬頻普及率從第13位下滑至第16位。國際電信聯盟數據顯示,截至2004年12月31日,美國每100個居民中有11.4個寬頻用戶,這還不到韓國的一半——韓國的寬頻使用率是世界最高的,每100個居民中有24.9個寬頻用戶。

挪威、以色列和芬蘭首次超過了美國的寬頻普及水平。2005年4月25日《國家期刊》報道,法國廣泛運用寬頻技術幾乎讓美國的名次進一步下滑。高速互聯網在法國的普及率上升了1倍,從2003年的每100個居民5.61個寬頻用戶到2004年的11.2個用戶,居於第17位,僅僅比美國的水平差1位。

在布希的前3年任期中,布萊赫認為,布希總統僅僅提及寬頻兩次,而且僅僅是一筆帶過。美國進步研究中心的馬克。賴特在《發展報告》(2004年10月7日)中寫道:「不僅如此,美國衡量寬頻服務的指標還是200Kbps(Kbps,每秒千位元組數,網絡接入速率單位),早就不能跟上世界其他地方的水平了。」比如,在日本大概一個月支付10美元就能獲得一個相當於200Kbps的40倍速度的網絡接入服務。在世界上,最聰明的國家和城市提供給它們居民的寬頻服務不僅是最快的,而且是最低價格。

為什麼美國要小心?

寬頻技術和信息技術之所以重要,不僅在於它們是全球最大的一個產業,而且它們對經濟的每一個部門的生產率提高和創新都是至關重要的。以簡單而又可承受的方式與平坦世界受教育的人們聯繫越多,你能自動獲取的知識就越多,就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用於創新。而創新越多,生產出用於促進平坦世界發展的東西就越多。這將會是一個良性的循環,一個我們夢寐以求的發展促進方式。

平坦的世界使得創新和生產更加具有效率,但是如果人們沒有相關的基礎設施或教育方法已獲得知識,不能利用平坦化的優勢和好處,微軟首席技術官克瑞格。芒迪說,「那麼,被打垮就會是遲早的事情。」

底線當我問比爾。蓋茨關於很多人認為的美國教育優勢——強調創造力而不是死記硬背的學習方法——時,他對這種看法表現出全然蔑視的態度。按照他的觀點,那些認為強調死記硬背學習方法的中國和日本培養不出來有創造力人才的觀點是錯誤的,用這種方法培養出來的人一樣能夠和美國人競爭。

「創造力是通過接受測驗激發出來的,」

蓋茨說,「我從來沒有遇到過不會使用乘法的軟件開發者.誰設計了世界上最有想像力的電子遊戲,是日本人。我從來沒有感覺到他們是靠死記硬背的技能工作的人……在為我工作的最優秀的軟件開發人員中,就有日本人。你必須首先要記住原有的知識,才能在其基礎上拓展到更廣闊的領域。」

永遠記住:來自年輕的中國人、印度人和波蘭人的競爭不是把我們趕下懸崖,而是迫使我們上升到更高層次。他們並不想為我們工作,甚至他們根本就不想搶我們的飯碗。從創立公司的角度來說,他們是想統治我們,想要在未來建立公司,讓全世界的人們都羨慕並爭先恐後地為他們服務。他們決不會滿足目前自己已經取得的進展。

我曾經與一位美國籍的中國人聊天,他在微軟公司工作,曾經陪同蓋茨訪問過中國。

他告訴我,蓋茨在中國的時候,強烈地感覺到了那些年輕人體內蘊藏的能量。

人們扒著窗戶、從票販子手裏購買高價票僅僅是為了聽他的一席話。同樣的情況,楊致遠也遇到過,他是雅虎公司的創始人,在中國,人們對他的狂熱就像對待搖滾歌星。

在今天的中國,比爾。蓋茨的人氣超過了「小甜甜」——布蘭妮。斯皮爾斯。

在今天的美國,只有布蘭妮。斯皮爾斯才是人們真正崇拜的偶像——這正是令人擔憂的地方之一。

難怪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校長比爾。布羅迪對我說:「我們學校自然科學專業的學生中,60%來自外國,其中大部分又來自亞洲。4年前的某段時間裏,所有數學專業的學生都來自中國。然而,直到學校讓這些學生擔任助教時,我才了解到這些情況,因為他們中有一些人英語講得不夠好。」一名該校大學生的父母寫信給布羅迪抱怨他們的兒子聽不懂微積分學教授的課,因為那個老師的英語發音實在太差,並操著一口濃重的中國口音。

不管美國在數學和自然科學方面的基礎教育是如何缺乏,但人們似乎相信,只要能通過鼓勵最好的學生髮揮創造性思維就可以「彌補」。情況似乎如此。中國人會告訴你現在他們已經擅長製造下一代新產品、拷貝下一代新技術,但在想像下一代新事物方面還存在不足。可是這種情況將發生改變,中國人現在充滿信心地認為,他們最好的高三學生可以在數學和自然科學方面超過美國學生,而且現在中國關注的是如何更多地激發年輕人的創造性、創新能力和活力。

2005年10月,我訪問北京,並拜訪了中國教育部副部長吳啟迪。教育部大樓是北京最新和最漂亮的政府辦公大樓,我和她在其辦公室一起喝茶。她告訴我:「雖然我們的經濟高速發展,但是我們知識產權所有量卻很少,中國過去的四大發明令我們非常自豪:指南針、造紙術、印刷術和火藥,但是在其後我們並沒有跟上發明創新的步伐,中國人有能力發明創新——而為什麼我們沒有做到?我們需要回過頭去反思。」

吳副部長補充道:「今天我們正在關注的是如何培養創造性思維和企業家精神。」

當然,行動難於言辭。培養創造性思維和企業家精神可能會和中國傳統文化中強調的「順從」相抵觸,但是文化是會變的,而且中國正在經歷改變,尤其是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已在美國和歐洲接受教育。

「從改革開放之初,我們就已經選送一大批教師、學者和教授出國學習深造。

他們經歷了一個進化和變革的過程,而今他們在課堂上將這些變革的細節傳授給學生們。

現在我們看到世界正在改變,互聯網讓世界日新月異.我認為藝術將會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將藝術和科學統一起來,以讓人們具有創造性和獨立性的思維……在藝術和科學的融合方面,我們的許多教師並沒有得到很好訓練。「她給我的感覺像是喬治亞理工學院的威尼。克勞校長。正是這點感覺,讓我確信中國現在正致力於克服自身的弱勢而開拓創造性思維,以跟上美國的步伐。

可能實際的過程會比中國自己認為的要長很多。但是,當看到中國在一些領域的頂尖表現,我毫不懷疑中國可以到達它想去的任何地方。讓我帶你到微軟亞洲研究院看看,這是比爾。蓋茨在北京建立的研發中心。微軟公司在全世界有4個研究中心:一個在英國劍橋,一個在他的總部所在地華盛頓的雷德蒙,一個在北京以及最近剛剛在班加羅爾建成的第4個。比爾。蓋茨告訴我:「如果以創意的質量為標準,微軟北京研究院(現微軟亞洲研究院)自1998年創立以來碩果累累,成為微軟公司研究體系中最富有成效的股肱。」

中國的大學開始排列座次,為了在頂尖的大學校園裏佔有一席之地,人們之間的競爭是十分殘酷的。那些數學和自然科學成績優秀的人能夠在一流大學接受教育,或被外國公司雇傭。對於科學家和工程師來說,能夠在微軟公司設立在北京的研究院工作是一件令人嚮往的事情,而微軟公司的職員是這樣看待北京研究院的:「記住,在中國,即使你有幸抓住百萬分之一的機會脫穎而出,那麼還會有1300個人同樣做到這一點。」

這種人才儲備太龐大了,目前微軟公司在北京的研究院正是以百萬分之一的比例挑選人才。

李開復是微軟公司全球副總裁,並按蓋茨的指示親自創建了微軟北京研究院。

我問他的第一個問題是:「你通過什麼方法招募研究人員呢?」李開復告訴我,他的團隊奔赴中國各個大學,然後對具備博士水平的學生和職業科研人員進行數學、智商和編程測試。

「第一年,我們先測試了2000人,」他說,「然後再利用更多的測試從這2000人中挑出400人,接着是150人,最後,我們僱用了其中的20人。」公司與他們每個人簽訂了兩年的工作合同,並告訴他們,當兩年的期限到期時,公司將根據他們以往完成工作的質量決定是否再與他們續簽一份更長期的合同或由微軟亞洲研究院頒發博士后研究證明。是的,你沒有看錯。中國政府確實授予微軟公司建立博士后工作站的資格。最初僱用的20個人,有12個最終留了下來。第二年,幾乎有4000人參加了測試。再往後,李開復說:「我們停止了測試工作。因為那時,我們的公司已經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崗位,所有計算機和數學精英都想加盟……我們開始結識各大高校中的教授,這些教授會把他們認為最棒的人才介紹給我們,公司對這些教授十分信任,因為如果他們推薦過來的人不能勝任工作,他們自己也會丟面子。現在,頂尖大學里的頂尖教授不斷地向我們推薦頂尖的學生。其中很多學生想去斯坦福大學或麻省理工學院深造,但他們還是決定先在微軟公司做兩年實習生,因為這樣微軟公司會為他們提供推薦信,證明他們是麻省理工學院需要的人才。」

李開復說,「他們把在微軟工作看作是一生中難得的獲得高收入的機會。這些青年人看到自己的父母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磨難,他們曾經認為所能爭取的最好前途就是當一名大學教授,做一些關於計算機方面的課題研究。教授的收入還是很可觀的。現在,他們可以到微軟公司工作,利用大量的計算機和其他資源專心進行研究。

我們為他們專門安排管理人員,所有雜七雜八的事情由專人負責,這令他們難以置信。

這些人每天志願工作15到18小時,周末還主動加班,不休節假日。因為微軟是他們的夢想。「李開復在來到微軟公司以前,曾經在美國其它高科技公司里工作。他說以前從來沒有見過一個實驗室中充滿著如此的工作熱情,彷彿這家公司還處在剛剛創業階段。

今天微軟在中國的實驗室里有200名全職研究員。微軟亞洲研究院院長、卡內基梅隆大學博士沈向洋堅信只要有適宜的環境,中國人可以做出任何創新。在2005年計算機圖形與交互技術國際會議上,來自全世界各高校院所、研究機構的98篇論文結集出版,而其中的9篇來自北京,超過了麻省理工學院和斯坦福大學。

沈向洋說:「在1999年,我們只有1篇論文,2003年有3篇,2004年是5篇,今年我們非常幸運有9篇。」你看到了他們發展的態勢了吧?

另外,微軟亞洲研究院已經為微軟的產品貢獻了100多個新技術,從Xbox到視窗操作系統。近7年來,微軟亞洲研究院經歷了一個跨越,但是,在微軟的大門之外,中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一位中國記者問我,中國和美國的差距到底有多大,中國落後多少?我開玩笑說:如果你不考慮創造性,中美高新技術的差距是3個月。當我20年前讀書的時候,我甚至不知道美國發生什麼事情;現在,麻省理工學院的小子們不管在什麼時候往互聯網傳東西,中國的學生3個月就能消化它們。但是在中國能創造這些東西嗎?這又是另外一個問題。我在卡內基梅隆大學主要是學習如何正確地做研究。在你有任何創造之前,你應該理解現有的東西。只要你具有這些基礎,創造性便是可培養的。中國正要構建這一基礎,因此,10年或20年你就會看到中國人寫的高水平研究文章如潮水般湧來。

如果希望有更多原創思想在這裏產生,中國將還需要更多的風險資本和法律法規將其市場化。沈向洋說:「中國文化的某些方面並不鼓勵獨立思維。」

「但是,當風險資本進入中國,毫無疑問會成就新一代中國企業家。明年我將會在清華大學教授一門如何為高科技風險融資的課程。在中國的大學里有的是知識,但是人們不知道如何將其市場化。」

沈向洋手下的一些中國年輕的研究人員向我展示了許多新的研究模型。我注意到一些研究人員的桌案上幾乎沒有大部頭的資料,我問一個書架上只有七八本書的員工,「哪些是什麼?」她回答說這些書上記錄了研究人員已經獲得專利的創新技術,每當一項技術產生,微軟就會給其發明者頒發相關認證。

誰說中國造不出法拉利?

2004年12月15日,競爭委員會在華盛頓里根大樓舉行了一個全國創新大會議公佈其長期創新發展報告——《美國的創新:在變革和挑戰中前行》。這是美國頂級技術人員和工業家聯合主持的一個詳盡的調查,致力於通過更多的研究、教育、創新為美國的競爭優勢和競爭力「加油」。

報告出來之後的幾個月,中國駐華盛頓大使館便聯繫了競爭委員會,說中國科技部副部長將訪問他們,並邀請委員會的成員共進午餐。德博拉。溫斯。史密斯,競爭委員會精力充沛的主席,告訴我她的同事們都非常高興能與中國的客人分享這個報告。

雖然還有其他國外代表團表達了拜訪的意願,但他們認為那沒有多大必要。

「競爭委員會已經採取行動與其他國家分享報告。他(中國科技部副部長)

說他們已經將報告翻譯成中文,並將之整合進一個20年的科技發展計劃。「溫斯。

史密斯說,「中國人緊跟我們,我們並沒有緊跟他們。中國早已盯着委員會在其網絡上發佈的工作報告。」溫斯。史密斯最近非常擔憂:「要麼我們實施『美國創新報告』,要麼中國實施並超越我們的計劃。」

不要不在乎!當美國創新報告在華盛頓發佈那天,作者們,那些很有權勢的美國教育家和商界領袖,祈求白宮請布希總統參加報告發佈會,他們期待利用布希使報告引起全國性關注。布希的手下拒絕了這個要求,顯然他們認為這沒有太大的新聞價值。

知道布希當天在哪裏發表講話嗎?他恰恰在報告發佈大廳的樓下,在同一座里根大廈,與報告會舉行的時間恰恰吻合。他當時作了什麼更重要的事情?他正在主持自己的「經濟峰會」,對幾個選定的觀眾和許多共和黨捐獻者們推銷最終還是失敗的社會保障私有化計劃。布希在印有「保障我們經濟的未來」的幕布前發表講話。同樣在報告會大廳下面,是由IBM首席執行官薩姆。帕米薩諾和喬治亞理工學院的威尼。克勞校長聯合主持的國家創新峰會。布希甚至不能為此抽出5分鐘時間,而中國人卻馬上將報告翻譯成中文。這些並不是我胡言編造。

其後不久,我和英特爾公司董事長克雷格。巴雷特交流。他似乎非常氣惱:「華盛頓包括兩個政黨,都似乎沒有看到這場靜悄悄的危機的到來,至少沒有意識到應有的緊迫感。」

巴雷特說,「雖然美國學校畢業了許多優秀的學生,但我們會僱用任何地方的天才。」英特爾在高技術方面投資的地點包括:俄羅斯、中國、印度,還有較低程度的馬來西亞和以色列。這些地區和許多新興市場是英特爾銷售晶片越來越多的地方。

巴雷特認為平坦的世界的確給英特爾帶來了變化,然而受到衝擊的是許多美國人。

他說,英特爾作為一個公司是可以興旺發達的,「即使我們不僱用美國人。

當然這完全不是英特爾的取向和意圖,「他馬上補充道,」雖然我們實際上還僱用很多美國人,但現今我們能夠在世界範圍內僱用精英並以此獲得很大的成功。「

英特爾不得不到處尋找IQ、CQ和PQ高的精英,因為它的競爭者也正在這樣做。

英特爾公司事務部主任特拉西。庫恩說:「請記住,英特爾的晶片僅用兩種原料——沙子(矽來自於沙子)和腦子——此時此刻,問題出在腦子上。」如果我們想雇傭更多的人才,並把他們留在美國,就需要政府制定更有效的國家發展的移民制度,否則我們只能走出去,到這些人才所在的地方尋找他們。如何取捨呢?我可不是在談論數據程序員或計算機專業的本科生,而是在談論專門領域的高級工程師。這遠不是建立個轉接中心的問題。我們剛剛在俄羅斯建立了一整套工程機構,那裏的工程師受到了極好的訓練,還不斷地擔心會失業。

這就是雪莉。安。傑克遜的「完美風暴」,我們如果像以前那樣嚴格限制天才從海外入境,那對於我們最好的公司來說,未來的商業機會更多的來自國外市場,而我們沒有通過良好的教育讓我們的孩子彌補上這個差距。如果這樣的風暴來襲,像英特爾這個美國公司將會象火箭一樣離開美國的土地。我們將認為它們是美國公司,因為它們還會在紐約證券交易所的股票之中,還有郵政信箱,但實際上它們已經是平坦世界的公司了。創新在那裏發生的確事關重大,因為那意味着最好的工作降落在什麼地方,並由此帶來了更好和更體面工作的機會。微軟的總部在華盛頓州雷德蒙德,Google的總部在加州三藩市,這些地點都意義重大,如果有一天它們不在了,麻煩就大了。

「勞動力獲得的附加值的平均水平和生活的標準相關,」巴雷特說,「而附加值又和平均教育水平相關,如果你的僱員平均教育水平下降了,則你的競爭力、生活標準必然是下降。」

再看國會高度關心的是什麼?是全美棒球聯盟各隊的類固醇問題,而不是美國各棒球隊所在城市的自然科學教育危機。國會在對各棒球隊的類固醇問題做出反應的時間是多少呢?幾乎是在醜聞爆發的那個時刻。而自然科學的教育危機呢?

沒有政治好處的事國會才不着急做呢,而總統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

巴雷特說,「正像我妻子告訴我的,當你研究一下歷史,看看每一個文明的興衰,他們總會留下一個歷史遺跡——一座位於他們首都中心的大型運動場。」

要想培養科學家或高級工程師,需要花費15年的時間——從孩子們在小學對自然科學和數學感興趣時開始,到最終能夠培養出大批人才以避免這場靜悄悄的危機。

我們應該在10年前開始實施加強理工專業教育和就業的國民計劃。為了防止這場我們深陷其中的危機轉化為傑克遜所說的「真正的麥科伊」,徹底地降低我們的生活標準,我們應該做好所有準備,毫不遲疑,不論付出多大代價都要立即啟動加強理工專業教育的緊急措施。那種認為這樣做是杞人憂天的想法會給我們帶來大麻煩。科學家和工程師不能一夜之間從石頭縫裏蹦出來,他們必須要經過長時間的培養。

我們對此沒有什麼具體措施才是一個真正的危機。這可能是一場不知不覺地靜悄悄的危機,但是它的確是真實地而又在眼前,正如斯坦福經濟學家保羅。羅默的警告:恐怖的危機迫在眉睫,沒有時間可以浪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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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是平的:21世紀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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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靜悄悄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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